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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友人诗文原创:谢文《分享痛苦》《洋务运动与文化保护》  

2007-08-15 21:35:07|  分类: 友人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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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痛苦 

作者:谢文                       

 

我崇拜李敖,是在过去。

但现在,我不喜欢他了。除了他仅有的文字的犀利以外。

这过去和现在的分水岭,便是我了解胡茵梦的那一刹那。

我不喜欢李敖,因为他恨他前妻;可是,我却喜欢茵梦。

而我对茵梦的喜欢,是因为她在《生命的不可思议》书中的一句话,茵梦她说——

如果能帮助读者,把人生方向从外求导向内证,也就不枉费我生命中经历的那些——非言语能道尽的辛苦了。

 

人生的过程,是需要成功的。何谓成功,却因人而异。

有些人的成功只为“外求”:求赞赏,求褒扬,求名气远播,求显赫官场。

有些人的成功只为“内证”:证自己所学,证自己所想,证自己超越自己之极限,证自己否定自己之坚强。

 

只为“外求”而成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成功。这种成功所带来的,更多的是自负、虚荣,是夸夸其谈地骄谈四方,是渴求浮名的衣锦还乡。

只为“内证”而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这种成功所带来的是绝对的清醒,是自省,是高尚,是诚意正心的自我提升,是泽及他人的楷模榜样。

 

我不反对生活中“外求”的人的存在,我只遗憾这种人太多,而“内证”的人太少。

我也不反对一个人的生命之中,含有“外求”的成份。我要反对的是,这种“外求”的成份,在一个人的历程之中,所占据的时间太长。

 

所以,我喜欢茵梦,就因为她极力主张一个人从“外求”到“内证”的转变。而她自己的一切努力——便是在影坛如日中天的时候,息影从书,在克里希那穆提的《觉醒的岁月》中,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地,完成了她对克氏思想的提炼与翻译,用她的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来启示给读者一条从“外求”到“内证”的转变之路。用她的智慧和行动,诠释了一个人从“外求”到“内证”千秋典范。

 

话,似乎还可以扯远一点。

文人,应该对自身命运的深切责任。

文人,应该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

通常情况,有两种关于文人的答案。

 

一种文人——是对文化人的简称。这种文化人,具备两个最大的特点。

其一:对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文化的核心方面有较强兴趣乃至深刻研究。比如文化中的文学、音乐、舞蹈、建筑、雕刻等等。因为文化的种种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呈现了文化之美。如果仅从一方面,比如就只懂文学而言,严格地说来就只叫文学人,而不叫文化人。

 

其二:文化人应该了解宗教。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与宗教有关。你可以不信仰他,但你必须了解他,因为宗教是任何文化人在文化追求上,永远绕不过去的坎。人类文明的传承,宗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不了解这个载体,要谈这个载体所呈现的文化意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上述这种文化人,在我们生活之中,实在太少了。

 

另一种文化人——是“在文化单位工作的人”的简称。不问你文化知识如何,文化素养高低,只要是在“文化部门”工作便美其名曰——文化人。这种以所在部门性质为标准的划分,不但误导了其中的“非文化人”,也是对真实文化人的一种讽刺。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图书馆的人员,在很多场合以文人自居,指点“江山”;也常常看到真正文化人的东西,在这种“文化人”面前惨遭阉割,乃至灭亡。

 

而这种“文化人”,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似乎还不算少数。

 

对这种“伪文化人”较多的原因分析,其情况较为复杂:包括环境呀、体制呀、自身因素呀等等原因。但我认为其中自身因素最为重要,是犯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定位在“外求”这方面的错误。坦白地说,他们对自己的情况也不满意,但用了“外求”的方法,把“环境、体制”说成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原因。而缺少“内证”的必要而深刻的分析,缺少对自已灵魂责任的无情拷问。所以,在“外求”的人看来,有错不假,但错不在我,而是事出有因,责在我外。

 

 这正如对待黑暗的态度。

当“外求”的人在执着而又愤慨地——诅咒黑暗的时候,而“内证”的人却说:我要点亮明烛。

这点亮明烛的人,便是“内证”的人。

在对待“外求”人的不幸、虚伪和痛苦的态度上,其它的人都以旁观视之的时候,而“内证”的人则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不幸,自己的虚伪和自己的痛苦。

所以,“内证”的人说:

分享痛苦,同体大悲。

2006年10月12日

 

 

 洋务运动与文化保护

 

潇潇给我打电话,说三峡社区文化促进会要开个民间文化保护的研会。她已接到邀请,问我去,还是不去?

听她的话很明白,她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私下冒昧地请我了一把。而我作为“兼商”,去开什么“文化保护研讨会”,实属是牛头要对马嘴,本应拒绝的。但我还是答应了,毕竟嘛,人人都会爱屋及乌的,谁叫潇潇反复是我的老师呢?

接下来,在潇潇的安排下——因为LW不知道我电话的原因,我便受命给LW打了个电话,客套的话里掩盖不住“不请自来”的借口。而LW也不是那种特别不近人情的人,心领神会之后,也就顺便而又模糊地答应了,说是明天下午六点在移民宾馆门口乘车既可。 

LW是一位那种短暂的接触但不能看出他年纪的那种人。因为他没有年轻人通常的那种形式而又热情的澎湃。说什么都是那种语调与语速,既快不上去,也慢不下来,给人一种波澜不惊的感觉,仿佛是正在沸腾的粥,因为粥很稠,沸腾效果又不好,没有白开水沸腾的明显,但却又实实在在在那里沸腾着——他已明白地亮相了他的生活姿态,他是要干事的,他是要沸腾的。只不过姿态是很含蓄吧。并不如有的人那样---非要拿一麦克风在广场,来一声“我要干事”的大叫不可。

不过,接触时间一长,你会觉得LW年轻得非常厉害。他用他一贯的执着,默默地做着他那些默默无闻的事,而这种忍受寂寞而又执着的人,非有一颗非常年轻的心不可。

LW是狡猾的,因为这次开会不收钱。 

我本是少于动笔的:一则兼商,再则笔拙。但这次人家说要写东西,却不能推却。江湖规矩: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谁叫你主动上人家的“贼船”呢?大吃大喝地享受了三十六小时之久,这是人家的“礼尚”,你得回敬“往来”才是。所以,我把这事上升了一个高度:写好写孬是能力问题,写与不写却是态度问题。私下认为:我硬着头皮写几个字,至少也可以保住我“有心有肺”的美名,同时也可以堵住那些想诋毁我的人之嘴巴——你认为CNN,路透社的人就那么好,告诉你,他们正在准备整我的绯闻呢?

况且,我若写得不差,大家会觉得我不是奸商;写得不好,也有作为商人的借口,仗着这两个理由和与会文人的宽容,我便大胆地整了个“洋务运动与文化保护“的题目。

之所以写这个题目,是因为在研讨会的茶歇时,与会人员都去享受会务组准备的小吃与水果。其中的水果便是西瓜,一个西瓜,一刀切四大块,再把四大块切成更小的小块,放在盘子里,供与会人员享用。四大块切成的小块放在四个盘子里,在客人用完后,我惊奇地发现四个盘子都有惊人的一致:四个盘子里,都是其中中间的“肥沃”部位被食用,而两边的头和底的部份都还留在盘子里。而这残留的“底质量“的西瓜,要么是“暗朋友”留给你的,要么是你留给“暗朋友”的。或者,确切地说:我们每一位为“暗朋友”作的第一件事,便是自己千挑百选之后,留给他的是自己看不起的那片“底质量”的西瓜。

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我们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却往往放松了修养的提升。例如:办事不排队;上下楼坐电梯不讲秩序;有手机却“不会打电话”等等。我们时常看到生活中拿着手机的在公众场合大叫,非要暴露自己的“隐私”的人;也时常看到上下楼坐电梯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进进出出,而很少有人主动停下来当一回临时的电梯操作工,以方便他人的进出。而这些事情,排队办事也好;小声电话也好;帮人家按电梯也好。在那“丑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谁都能吃西瓜。但会不会吃西瓜,却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根据秩序去依次食用,而是挑三拣四,把好的挑走,差的留给别人。这多少不应该是我们的作为,特别是号称还在呼吁保护民间文化的---我们这些文人们。

喊口号是一回事,有无资格是另一回事。而喊口号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有资格的人。我们可以喊要“保护民间文化”,但得有个先决条件,得用自己的修养与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责任的人或是文化人,修养与责任是起码的基础。决不能喊口号只是要求别人,而放纵自己。吃西瓜这事可以看出,我们这次的民间文化保护多少有点像今天的官员反腐,官员在主席台上高喊反腐的同时,而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清白到哪里去。

    这究竟让我想起了洋务运动。

     那是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的事,因为被蕞尔小国的蛮夷打了,国人说不上是自己要报复,还是要上进。反正是觉醒了,要求进步了。于是鸿章和之洞他们,说要学习西方的技术,才能强国,于是便有了著名的洋务运动。这洋务运动的结果和成效,便是在甲午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给国人交的那份近乎撕心裂肺的答卷。

而当时,我们的北洋舰队是亚洲军舰中最先进和规模最大的舰队,肯定优于日本,日本所以敢和我们打,就是他们的间谍发现我们的舰队船弦上,到处晾着士兵的衣服与短裤。日本由此断定我们最多“可堪一击”。事实证明,在日本人“二击三击”之后,“北洋舰队”在历史上,作为海军力量就再也不存在了。

看来,今天非常流行的《细节决定成败》一书,在上上个世纪的日本就会用了,而我们现在在大张旗鼓的“呐喊”之后,所行还是相差很远,应该是让我们,特别是作为文化人的我们羞于偏安的。

如果赶回时髦,套用些国际术语,把开研讨会时吃错西瓜说成“西瓜门”事件,把北洋舰队晾晒衣服说成是“短裤门”事件。那么从“西瓜门”和“短裤门”事件不难看出:团队或民族的力量,决定于其中每一个成员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只有每一个成员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好了,团队或民族的力量就是战无不胜的;相反,不注重每一个成员的每一个细节,其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小至“保护保护民间文化”的活动,大至“抗日救国”的壮举,莫不如此。 

而且,“西瓜门”事件的肇事者,我又焉能置身度外。事实上,我还是其中的“主力队员”,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起了“模范带头“作用。鲁迅先生的话犹言在耳:他未必于无意之中,竟吃了他妹妹几片肉。

愿用此文,就教与会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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