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注：   八十岁的吴老完成了一部散文集《变形岁月》，真实记叙当右派的20余年中的故事。从80年代初我有幸认识这位前辈至今，任何时候，他都是乐呵呵的，举重若轻；文界多有嚷闹、纷争，惟他与大小老少一律和谐共处。正象那“光明的子女”，存怜悯的心，总以恩慈相待，结的是“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

这本集子中的故事好看，文字又有老作家炉火纯青的功力，率性中见分寸，炎凉中含温馨。一个异常严酷的时代，由吴老表达出来，却不乏洞明，不乏宽容，不乏饶恕和谦卑，充满了爱！而这等的爱和那样的经历，常常喜乐的吴老在我也在今天众多“文化人”前，就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耪样！

那弯曲的世代所发生的故事，吴老让我们在看得不忍再看以后，又能够爱不释手地看下去。虽然仍是忧伤和悲愤，但在吴老笔下，却成了充分发酵的肥料，以结出那温柔美善的果实。我想到一个叫做《美丽人生》电影。我虽然看过好多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片子，但这部电影特别感人，虽然始终充满童趣，又总有泪水在忍俊不禁之际夺眶而出！

 吴老说，这小书仅为着亲友们的纪念，不打算为买书号破费了，还笑说，“反正也不想评职称了。”但我以为，既是难得的好书，以后会有人给他出版的，阿门。

吴老八十，活得美丽，我们当深谢上帝的垂爱，在八十年代将女作家任小蓉赐给这个苦难的好人，使他的人生下半场无比美丽，叹为观止。

愿吴老乐享造物的恩典直到永远！

封面题诗：

悠悠往事飘落进地平线

忧伤的鸟儿翩翩飞离心弦

悲欢苦乐世态之常

人生如斯本系自然

一朵寒云并非冰川

云中仍有微微暖风缠绵

暗淡岁月闪露霞光与笑靥

留下一支歌儿述说亲切怀念

原生态的二十一年（自序）

如今是晴朗的天空。自然，天空的晴朗并非绝对，时不时还会驰过几团云朵儿，来一阵子春风春雨。这本是一个万物的自然规律。不过，在我眼中，如今气象状况的良好，的确是胜过往昔的任何时候。

在晴朗的天空下，新绿满目，群花绽放，这是春日的必然景象。我们这儿的文学界群体呢？也像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一样，无论是老人、青年朋友，都纷纷出书，以展示多年辛勤笔耕的可爱果实，或散播艳艳花儿的芬芳。这是极可喜的现象。我虽是一名文学圈子的老兵，几十年来热爱文学，并与之打交道，可是许多年来都无意于出书，因为我的文学审美观念与文学主流有点儿游离，拿不出一部重大题材的力作，写不出一部给人启迪的展示大众瞩目热点、焦点的佳作，甚至也未生产出缠绵绯恻、令人九肠百结的恋情故事。……可是今年，我这“不想出书”的想法有了点儿转变，想到我这昔日的文艺小卒就这么完完全全地消隐了，一朵小小的芨芨菜花也不绽放，是不是显得过分孤僻，有点跟如今的文学群体故意地远离？其实我这个人天性并不孤僻，也无心跟谈笑风生的文学群体远离，只是由于我年近八十，体力逐年下降，难以参加一些热热闹闹、快快乐乐的文学活动罢了。

此时我出一本小书的目的，是想给亲人、亲友、文友留下一件小小的纪念品。那么，我将编织怎样的一本小书呢？我想这本小书应是记叙我的生活片断，反映的是我个人的特色才适宜。主意一定，没费多少气力便编好了一个集子，因集子中的各篇都是现成的。书名：《云霞伴我行》；书内包括《夜宿二滩》、《走进武夷山》、《北方之旅》、《南方之旅》、《故里行》诸篇散文型游记，外加几篇与自己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曾发表过的散文作品，不就成了吗！二十余万字，像眉像眼的一本小书。

不过，我的如意算盘却遭到了文学伴侣肖容女士的批评。她大声地说：“难道你忘了你那二十一年右派生涯？那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呀！为什么集子中没有一篇是写那段岁月的？……”

肖容女士言之有理。我怎能忘记那二十一年右派生涯呢？是不会忘却的。

那二十一年右派生涯，正是我的青壮年时代，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段，它阻断了我充满激情、梦想、创造精神……青年时期的延续，可以说，对我一生的影响十分巨大，我焉能忘记！

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我相继读了名家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古华的《芙蓉镇》（书中的右派人物秦书田仅是配角）之后，我感到这些名家名篇把当年的右派生涯、悲欢离合表现得十分出色。号称“高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和才情横溢的张贤亮，他们描绘右派生活状况的作品，在我眼中是闪闪生辉的；若无二君的这几个名篇，可以说，右派这一群体在中国文学之苑中将是一个空白。作为曾是右派的我，对他们十分钦佩和感谢！

现在我却要来完成一篇表现二十一年右派生涯之作，令我苦思了良久。

想来想去，决定以纪实散文的方式，老老实实地把这“二十一年岁月”再现出来。我不把这体裁称为“报告文学”，因报告文学在我的观念中，是以表现表象为主，而我所采取的纪实散文体，却是以表象与心灵的展示并重，又可叙述事实，又可展现内心世界；或轻描淡写，或浓墨重彩，均随我意，可以最大限度做到随心所欲。

我便采取了这种方式。

由于真实地再现当年，摒弃了一切的虚构，抛开了一切塑造人物的所谓“典型化”手法，而是当年岁月的原生态记叙。 “变形岁月”所述及的众多人物，不管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一律均系原名原姓，他（她）们与我接触的情景均系真实，保持原汁原味，尽可能在生动性上、可读性上达到一定的艺术魅力。

此文决定单独成集。《云霞伴我行》各篇呢？就只好将其藏进书橱，让它们去享受安稳的冬眠吧；它们喜欢安静，不会提出抗议。

谨将此小书献给我当年的同窗难友！献给我心中的“岷江女神”！

祝读此小书的人：快乐仙子与您作伴，微笑常挂您腮上！

                           吴承汉

                                      2008-6-21

一、右派，是个妖怪／

二、“罡风”吹拂出浮肿病／

三、杨柳河呵，杨柳河／

四、神祕的收容所／

五、平泉农场，好动听的名字／

六、春阳映照着梨花／

七、岷江女神／

八、高山逶迤，茶园万亩／

九、小白岩上明暗交织／

十、一只小小红苹果／

十一、翻案奇文飞向《红旗》／

十二、阴家槽，殷家槽／

十三、书页燃起蓝蓝的火焰／

十四、苍苍，茫茫／

十五、明月，你被乌云遮挡／

十六、患难中，动人的亲情／

十七、“迷糊”“睡佛”罗曼史／

十八、红院住亲人／

十九、白鹤原野白鹤飞／

二十、那一刻，泪珠涟涟／

二十一、蓉城在晨光中苏醒／

二十二、等待，等待，再等待／

二十三、女儿从背影后出现／

二十四、我的归宿是故乡／

 

附一  刘璐：与父重逢在蓉城／

附二  抒情叙事诗：月光曲／

附三  歌曲：

      月光／        岷江女神／   

致映山红／    唱给女儿／

雪花／        白鹤原野／

汉殿秋／      水调歌头／

           袁济琛词  杜溪曲：茶山之冬／

           莎士比亚词  哈恰图梁曲：杨柳歌／

 附四  1957年以前的作品：

布拉格的手风琴手／

飞翔的蒲公英／

燃烧吧，熊熊的营火／

 

一、右派，是个妖怪

在人世的道路上走着，走着，感觉天地间基本上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生命伴随着热爱、梦想、奋发向上、创造的欲望……而突然之间，脚下出现了一道又宽又长的裂缝——好像是一场大地震爆发造成的缝隙——深不可测；猝不及防，向下堕落，堕落；身在恐怖之中，茫茫不知尽头……

这不是天堂与地狱的神话，这是我人生的一段漫长的经历。

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运动，势若雷霆万钧。

春天，“鸣放”期间，我为社办墙报写了一首小型叙事诗《搬家记》。是写我们夫妇调来《红领巾》时，借住在团省委宿舍大院的一间房里，有天干部科的两名同志前来催促我们搬家，说是一位刚调来的副书记要住。本来红领巾社正为我们在编辑部楼上整修一间寝室，那时刚抹上的灰浆未干，我便和干部科的两位同志争执了一下，结果还是搬了。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鸣放期间想到这是不是有点“官僚主义”呢？于是写了《搬家记》，意在帮助党整风。揭批我时便说我把干部科的二同志称作“金刚”，搬家的路上天上有几只乌鸦在叫，这岂不是污蔑社会主义“天下乌鸦一般黑”吗？……还有在笔记本中有两首小诗：《白鹤》与《小红花》。《白鹤》诗中有句“穿过乌云雷电去迎接光明”，批判者说，是迎接“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光明……《小红花》中一句“她从卵石缝中长出、绽放，笑迎春天”，批判者怒斥是笑迎“右派的春天”……加上我深挖思想的交代材料中提供的一些思想依据，人们像变魔术般地串连起来，真是“铁证如山”，于是我便成为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

在如浪如潮的批判声中，我暗自对自己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可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中，我怎能反驳！怎能“据理力争”！……不仅如此，我还在我的“罪状书”末尾签上了我黯淡的名字。

1957年夏，反右运动在神州大地上蓬勃兴起。那时我在成都《红领巾》杂志社当文艺编辑。全社17人（包刮勤杂人员1人在内），相继有10人划成了“右派”，我是该社划成“右派”的最后一人，时在1958年1月。

《红领巾》经过反右运动飓风的强劲涤荡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编辑梁燕，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共产党员，他给刊物定下的方针是：“知识性、文艺性、趣味性”，从1951年创刊以来，不断提高刊物质量，获得广大少年儿童喜爱，面向全国发行，每期发行量保持在七八十万册左右，当年的“六一儿童节专号”约请了叶圣陶、李劼人、金近、陈伯吹……等名家撰稿，发行量达一百二十余万册；他还准备率领同仁创立红领巾少儿出版社，以繁荣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文学……可是，他的壮志未酬已成右（而且定的是极右），他苦心组织起来的编辑队伍主要人员，纷纷落马，可以说这个编辑部已是瓦解覆灭了！团省委调来重庆市团委大学部部长李致（系巴金侄儿，拨乱反正后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接替梁燕，任总编辑；调来工人女作家郭庭萱和木斧、小学教师蓝星、耳聋待业青年肖翔等组成新的编辑部。《红领巾》为顺应时代狂潮，已办成了一个形象性缺乏、政治性很强的少儿刊物。单位的变化可说是改天换地、改朝换代！……

我受到的处分是：级别降4级，留单位监督劳动。这在全社10名右派中处分是最轻的；其余9人，有的送去遥远的冕宁县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有的送去劳教，有的升级为反革命，判刑劳改。编辑部还有两名女同胞系右派家属，是与“右”字沾了边的。

我从一名过去的文艺编辑、少儿文学作家一变而为一个被监督的改造者。我每天的任务是：打扫男女厕所，打扫院内的清洁卫生，参加各类义务劳动，如深夜到火车站从列车上下煤、运煤；到劳改工厂模型车间去为犯人师傅当下手，搓洗铸出的钢铁配件；“除四害”时挖洞灭老鼠，上房吆麻雀；机关大炼钢铁，有时整夜地在鼓风炉旁打杂，当下手；那时团省委在郊区搞了一块稻谷试验田，多次被派去为秧田拔杂草……除此而外，还给编辑部的人们抄稿子，不管哪位编辑先生把涂得乱糟糟、枯燥无味的稿子拿来放在我的书桌上，我都必须将其规规矩矩地抄好……虽然如此干活，人们却是对我冷眼相待，这就叫做与右派划清界线，十分正常的现象。

有时我生出一个想法：古时奴隶的处境是不是和我相似？我觉得又似又不似，至少还没有皮鞭抽打，没有野蛮的酷刑让我受尽皮肉之苦；可是古时的奴隶却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严酷罪名，这罪状撕裂了人的尊严、热爱、一切美好的憧憬与理念，使我从人变成了一个被唾弃、被否定了的“人”！这是对灵魂的酷刑。

当年有首儿歌广为流行，在街头巷尾，天真活泼的儿童们跳绳、做游戏时常传出清脆的童声：

右派，右派，／是个妖怪，／脚板流脓，／头顶生癞，

／心子太黑，／兴妖作怪！……

我想：我就是这么一个妖怪吗？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妖怪了呢？故事中的妖怪还会使妖法、兴妖作浪，有的妖怪甚至还有本事与神仙较量；而我这个妖怪却什么本领都没有，又怎能称作妖怪呢？但我深深认识到我已被时代定性为妖怪！被人民视为妖怪！这是铁定的事实。我心境一片黯然。

自古人生伤离别。类似“生离死别”的场景也曾在我生活中出现。还在1957年12月份，开始给我贴揭批大字报之时，我和夫人刘景都意识到我是在劫难逃了。那时我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在身边，由刘景的三妹在我家照看（三妹中学毕业后没升学也没找到工作，便暂时来成都帮忙照料孩子），当时刘景觉得气氛严竣，就叫三妹带着孩子回重庆她娘家去抚养。走的那天上午，三妹抱着女儿乘坐人力三轮车去火车站。临别时女儿不哭也不闹，却在三轮车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站在大门前人行道上的我；远了，远了，她仍然是同一个姿势地凝视着我……难道是她幼小的童心中生出了某种“感应”，感知到这不是平常的离别，而是一种人间茫茫无际的惨痛的久别吗？……载着爱女的三轮车消失在长街尽头，而女儿那对亮闪闪的童真的眼睛却久久地刻印在街房的粉墙上，刻印在街旁绿树的枝叶间，刻印在天空灰色的云层里……这一离别时的“眼睛”，伴随我许多年，许多年……

离别的事儿接踵而来。

我被宣布为右派后，刘景精神承受不住了。她思想混乱，不与我商量，就写了张要求回重庆的“申请”，交给了红领巾社支部书记钱铃，几天后才把此事告诉我。（刘景原系重庆市鹅公岩小学音乐教师、少先队辅导员，《红领巾》为了照顾我们夫妻关系，把她调来编辑部作秘书）。我问：你写上调回鹅小了吗？她说：没有，我只是说回重庆。我急了，说，我今后处境如何？肯定是很坏的。女儿还需要你抚养大，如果你失去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后果不堪设想！……叫她马上写份认错的检讨，去把“申请”要回来。刘景拿着一份检讨去找钱铃。这位颇有城府的支部书记笑嘻嘻地说：认错就好！他在抽屉内乱翻了一阵，说，我也想不起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就算了吧！……谁知没过几天，也是这位钱铃书记把刘景喊到办公室以严肃的口吻宣布：刘景，你的申请经团省委领导研究，同意你退职回重庆！刘景就这样失去了公职，领了一百多元的退职金返回重庆。

发工资的那天我去领工资。过去我是20级，定成右派后降成24级，领了月工资34元。汇给刘景20元，作她们母女的生活费（当然远远不够她和女儿的生活开支），剩下14元，用9元作伙食费，还剩下5元。星期六傍晚，我到街上去走走，花两角钱为自己买了两只白白的小面包；想到有两月没看电影了，花一角七分钱买了张影院入场券，看了一场电影。回到寝室喝着白开水，嚼着两只白白的小面包，觉得分外香甜。这时我感到一种轻松，心想：人的需要原来是如此的小呵！我可以过这种简朴的、所需勿多的生活了！……

为了节约一元七角的房租，我主动要求从二楼的正规宿舍搬到了离大门不远的一间简陋小房间当起居室，因这小屋每月只须付0.2元房租费。平时吃饭也难得买次肉食。

刘景常给我来给，每个星期一至二封，诉说她的苦闷，她的无助，她的痛苦……。每读信时我心中都是沉甸甸的；虽然信中文字不能给我半点欣慰，但我仍然盼待着她的信件，一个陷于深渊中的人，总是期待着能听到亲人的声音，哪怕是痛苦的声音也含有一种润泽生命的光和热能。她说到女儿很乖，但容易生病，有次发高烧抱去医院……她说到她去我过去工作过的单位重庆市文联看望一些熟人，有的冷漠、歧视，过去对我们十分友好的丰中铁（一位颇有点名气的画家）居然对她不怀好意……也说到只有剧协的孙××对她很同情、很关心，还请她到馆子去吃了饭……过些日子在一封信里对我说，她在弹子石电影院找到份工作，做验票员。这信息使我感到了一些儿宽慰。有次她给我寄来一本翻译小说，书名《两面人》。我望着书名发呆，这书是写的一个两重性格的人物吧？我生性喜读风格明丽的小说，如屠格涅夫、托尔撕泰、罗曼罗兰……我不喜欢杜斯妥耶夫斯基，他的笔调、写出的场景太阴郁了；《两面人》必定是写被扭曲了的人性，难以吻合我的阅读期待，我翻了翻书页，没有把书读下去。

经过一天的辛苦劳动（或抄写），我常常希望梦见远方的刘景和小小女儿，可是越是思念的人却难以在梦境中出现。但有天晚上却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我梦见刘景和我各自站在两座相对峙的高岩上，她身穿鹅黄色连衣裙，撑看一把浅绿小阳伞，阳光照射下显得很灿烂；有架长长的桥横跨于两座高岩之间。我正欲走向对岸，忽然长桥轰然断裂，桥梁的碎片纷纷堕落……一下惊醒，长久地回味着梦中的情景。心中好生奇怪，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奇怪的、不吉祥的梦？我素来不相信梦有什么“预示性”。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真做了一个含有“预示性”的梦！

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了刘景的一封信，提出离婚。我心中很矛盾，也很痛苦：离了，对她是某种程度的解脱，不再受我牵连，有了重建稳定、安宁生活的自由，但对我却失去了苦难生活中的唯一精神支柱，今后精神上更是雪上加霜；不离，这就等于是将她硬捆绑在我这坏透了的命运之上，让她永溺苦海！而她还这么年轻（23岁）……开始，我回了一信，希望不要离婚，我不能没有她！……我的信并没有改变她离婚的念头。她来信说，我们就假离婚吧！这样于她前途有利，免遭社会歧视！……我对“假离婚”的说法不怎么相信，如要摆脱我的阴影，用假离婚的办法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我想起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本动人小说《怎么办》，这书写一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心爱的女人摆脱自己的束缚达到完全自由，不惜制造出“自己死亡”的信息，而让心爱的人死心，安心地去与另一知识分子成家。我毕竟是一个深受俄罗斯饱含人道主义精神文学熏陶的人，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同意了离婚，给了她重建生活的自由。

当一纸离婚协议书寄到红领巾社，我在签写名字的时候，显得泰然自若，毫不犹豫。但精神世界却十分空虚，心如一团乱麻，又似倒进了一盆浆糊。

那时，报上登的全是“大跃进”的前所未闻的捷报、喜讯，某县某公社稻谷丰收放卫星，亩产3000斤，第二天，卫星亩产5000斤，过不了几天放出特大卫星，亩产10000斤！……小高炉炼钢创奇迹，某省某县日产钢5万吨，至今还记得广西大约是贵县吧，日产钢22万吨！……真是一片红红火火，气壮山河！毛主席光临成都红光公社视察，说：“你们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就一天吃五六顿吧！多加工成精细美味食品！……”国际上伊拉克革命胜利，铲除了拉费尔国王！……古巴革命胜利，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似乎“世界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人类大解放的曙光已从海平面升起！我虽然已成了右派，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深被这一时代突飞猛进的热浪所振撼和鼓舞。我想，实现人类崇高理想的进程是这么快呵！只要全人类都过上自由、安宁、幸福的生活，我就是被唾弃，遭受点艰难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吧了！

可是，这种豪迈的胸怀，却也消除不了心中的凄凉之情。

有次从一本书上偶然看到两句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立刻对号入座。时代的前进就是“千帆过”、“万木春”；自己则是“沉舟”和“病树”。这种对比是叫人十分痛苦的！

国庆节那天，彩旗招展，欢声盈耳。编辑部的人们去过节游玩或游行去了，我却一人坐在一间小屋窗前抄写一大叠乱糟糟的稿件。晴空传来节日嘹亮的乐曲声。我突然听到电台播音员报出一首歌曲名《年轻的女拖拉机手》。接着响起女歌手甜美的歌声：

“拖拉机手，年轻的姑娘，你来自什么地方？

我来自东北松花江，那儿鲤鱼肥，豆花香……”

我侧耳倾听。真是见鬼了！这不是我两年前去长寿狮子滩水电站工地参观、体验生活，创作的一首小诗（发表在《重庆日报》上）吗？是谁把它谱了曲，并在国庆节堂而皇之地播放呢？开头播出的词作者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想，这一定是一个知我者将其据为己有了。我哭笑不得。但转瞬间我对这位“窃取者”一点儿也不生气了。想到自己已是一个失去了创作和发表权利的人，我的一首小诗能以这么优美的歌声为载体，在天穹欢快地回荡，这也算是国庆节对我心灵的一个意外的抚慰吧！……

二、“罡风”吹拂出浮肿病

1958年是中国高举“三面红旗”，壮怀激烈、凯歌高奏、大红大紫到达顶峰的年头。进入1959年春夏之交，我已初步感受到“三面红旗”的败象初露倪端。首先是单位开会宣布我国有些省份自然灾害严重，为了支援受灾地区群众，机关干部每人月口粮由23斤降为21斤！……继而看到市面上逐显肃条，特别是食品供应欠缺。那时候我与人们交往隔绝，信息不灵，又无购买力，对于大好形势急转直下的感觉是迟顿的，还是沉溺于广大人民群众丰衣足食幻境中。

1960年初，团省委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在成都南郊石羊公社某大队借用2亩多土地，大种高产的牛皮菜以满足全机关日益增长的食物不足之需。那时牛皮菜已由机关干部义务劳动种好，就派我和《四川青年报》社的另一名右派廖其澄同去管理那大片牛皮菜土地。廖其澄原是青年报社美术编辑，画插图，也曾见过他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的画作，画技是不错的，是名四川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青年报和红领巾社同在一个大院里，反右后我们同为留单位监督劳动的右派，同在大院里做卫生、打扫厕所，互相是熟悉的。

来到白羊公社某大队。这是一座前有白色粉墙、布局紧凑的院落。大队部有办公室、公共食堂，驻扎着一个“穆桂英”女子战斗排（即铁姑娘生产队），指定我们二人居住的寝室就在女子战斗排宿舍的旁边。

钟声响起，我和廖其澄拿起饭碗到公共食堂打晚饭。在窗口处，师傅说：“你们这点大的碗装不下，换个来！”我立即回寝室换了个瓷盅来打饭。“哗”地一声一瓢稀饭盛满瓷盅，漫过盅沿。

端着稀饭回到寝室，我用锑制汤匙搅动稀饭，盅子里清汤寡水，有些干的，几乎全是青菜，只有几粒白米。我不解地说：“怎么回事？这公共食堂的伙食这么差劲！”

廖回答：“我早就听洪岷（他的夫人，反右时没事，仍是报社的编辑、记者）说了，公共食堂不是像早先说的那个样子，农民生活也不像报上宣传的那个样子，你过两天就会有更多体会了！……我看你打饭的工具要换个大号的家伙了罗！”我抬眼一望，他的盅子至少比我的瓷盅大三倍，表明有一些先见之明。

第二天早上打钟，打回的早饭是三四根大小不一的红苕和两个小洋芋。吃后感觉比晚饭清汤稀饭略好些。

出工钟响后，我和廖其澄各自扛了一把铲锄去为牛皮菜苗除草松土。在半路上看到“穆桂英女子战斗排”的姑娘们携着耕作工具慢吞吞地走向田间，还有三五成群出工的社员无不无精打采，有一位大嫂还一边走一边嗑着瓜子……我想，这是怎么回事？这哪儿像是战天斗地、豪情满怀的劳动大军呀？这样疲惫、懒散的“大军”怎能去创造人间奇迹？我把我的惊诧告诉伙伴，他说：“你是第一次下乡，所以觉得奇怪。这种景象早几个月洪岷就向我讲过了，当然是悄悄地讲，怕惹出祸事。你想想，白天几条红苕，晚饭一瓢清水稀饭，哪还拿得出什么冲天干劲！……”

我们给牛皮菜苗锄草、松土，倒是认认真真地干活。我的左上肢早年就已残废，戴着假肢，使用铲锄，松松地挟进膈肢窝，右手握住锄把，上下起落松土除草，很快掌握了单手用锄的技巧，倒也灵便，用锄的工效不比双手健全的廖其澄差多少。能够如此，主要是肯使力气，主观上希望能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灵魂。那时对这一条视为真理，十分虔诚。

这块土原种过胡萝卜。松土时，廖其澄偶尔欠出一条两寸来长的小胡萝卜，拿在锄口上括两括，放进嘴里嚼两嚼吃了。我也学他的样，欠到了小胡萝卜也在锄口上刮两刮，放进嘴里脆生生地嚼两嚼，吞下肚去，觉得味儿甚甜，吞下肚去很舒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刚出土的生胡萝卜，也是这时才知道胡萝卜可以不加佐料生吃。可惜能欠到的小胡萝卜实在太少，恐怕这块地不知被人欠过多少次了，能欠出一根，就如获至宝。

二人约费了两天时间松完了牛皮菜土，便回单位运粪。向生产队借了部胶轮运粪车，拖回单位大院，在连接厕所的粪坑里，一大瓢一大瓢地舀起粪便灌进车上卧置着的圆筒形容器里，装满了，拖着粪车，穿过几条街道向石羊公社奔去。廖其澄比我健壮些，拉中杠，我拉飞蛾儿（边绳）。我们劳动时都穿着很旧的衣服，裤脚一带常沾染上舀粪时飞溅的粪迹，人又是灰头土脸，与落魄下苦力的人没有区别。我们拖着粪车有时奔跑，有时缓行在蓉城的街道上，的确是一道生动的风景。那时成都不太繁华的街道上运物的胶轮车甚多，时有出现，人们已司空见惯，行人对我们这辆粪车也没引起过多的关注。

拉车走出市区，眼前是一派广阔的农村景色，柳条儿飘飘，小鸟儿啼鸣，溪水潺潺，一条土黄色的公路大道从脚下直贯远方……这景物使人感到心旷神怡。其实，拉车在成都平原倒是一种较轻松愉快的活儿，胶轮与地面磨擦力较小，使不了多大力气它便向前滚动。平原也还有略微起伏的地带，下坡路段，你只要随着粪车奔跑就是了；遇到缓坡路面，我们便需拿出点力气，廖其澄往往会喊一声：伙计，使出点劲儿来！于是我们就哼哧、哼哧一番，喘着粗气朝前拉。

前面便是白羊公社某大队部的白色粉墙大院了。我们把粪车停下来，把粪倾倒进公路旁边的一口三合土壁面的粪池里。这里有条小土路通向我们的牛皮菜地；小土路不够宽，粪车不能直接拖到菜地近旁。

我们从城里把一车一车的大粪运来倒进公路旁的粪池，几天就把粪池基本装满。下一步就是把大粪转运到菜地旁边的一口粪池去。怎么个转运法：靠肩挑。

清晨，我们二人各挑一对粪桶来到公路旁的粪池前，用长把粪当当儿（即粪瓢）把粪水舀进桶里。起初我只能挑大半挑。粪桶前端的系桶绳要用一只手掌控，左手是假肢不能使用，我始终只能用右肩来挑，不能换肩（在劳动的岁月，由于重物均是由右肩承担，右肩膀上就长出一个突出的肉包，许多年不散，直到如今我的右肩要比左肩发达）。从公路旁粪池到菜地约一华里距离，我需歇气一、二次方能挑到。我这人爱流汗，常常是汗流浃背，汗湿了背部的衬衣。

我挑大粪进步很快，两三天后就能肩挑满满的两桶，走得稳稳当当，粪水不泼不荡。有次半途歇气时，廖其澄坐在一个土墩上感叹地说：“你要是不和我一样是个右派，你可以当上劳动摸范了！”

我那时丝毫也没有想当劳模的奢望，真诚地回答：“我想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那时候我们干活，说句老实话，还是觉得很舒畅的，并无厌恶与抵触情绪。这比在单位上好，看不到一张张不理不睬冷冰冰的脸，听不到呼来喊去做事情的声音，没有在单位似有做奴仆的感觉。不过一天下来也还是感到很劳累，早早地就躺在床上“休生养息”。

没过几天，大队支书向报社领导招呼后，就请廖其澄去为大队部大门上端画匹大飞马和写标语。他就在那儿慢条斯理地勾画着，用红色颜料涂抹着。转粪就由我一人单干。

打饭我早就换上头号洋瓷盅子，可是每次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红苕、洋芋或晚上的清汤菜稀饭，总是觉得不够吃；红苕、洋芋是连皮吃下，稀饭把盅子刮得干干净净，再冲点开水进去涮来喝掉。

粪转得差不多了，电话打到单位，第二天，单位一呼隆派来二、三十人，用清水稀释了大粪，人多力量大，两三个小时就把大片菜地施肥完毕，又一呼隆地把队伍开回单位去了。

又需要进城拉粪，我一个人拉粪车是难以胜任的，向大队部领导说明情况，廖画家中断一、二天作画，我们拉着胶轮粪车回单位拉粪。每逢回到单位，我们总是借故挨到中午，去两社食堂买顿饭菜吃。那时单位食堂供应的饭菜也大不如从前，每月供应4两肉（后来更下降为2两），不逢打牙祭的日子根本不见肉影子，只有一般小菜，最好的菜就是红烧豆腐，限一人一份。但在单位吃饭总比农村公共食堂好些，4两一份的罐罐饭，毕竟是白花花的大米饭。

拉两天粪后，廖其澄又去作画。不几天大飞马画完成，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望去，一匹骄健、俊悍张着双翅凌空迅飞的骏马，火焰似地定格在大队部大门上方的粉壁上，十分鲜明生动，渲染了农村大跃进时代的热烈气氛。公社领导来看了都笑颜逐开，十分称赞。

这天傍晚，我喝下一瓢清水菜稀饭后，正准备睡觉“休养生息”。廖其澄走到身边拍拍我的肩头，神神秘秘地小声说：“莫睡，莫睡，等两个钟头有好事情！”我问：“什么好事情？”他摇摇头，用食指在嘴唇上轻触两下说：“莫问。莫问，等一会儿你就晓得了！”

那时农村人睡得早，10点来钟，整个大院已静寂无声，连平日吵吵嚷嚷、嘻嘻哈哈的“穆桂英”铁姑娘们居住的寝室都已安静，只时不时传来似有似无女子的鼾声（莫道打扑鼾是男子汉的专利，女同胞们有的也会在睡熟后发出起伏的鼾声的）。此时可说是万籁俱寂。

听见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廖其澄带着我穿过长廊，走进一个小房间，屋中央的桌上摆着大半面盆热气腾腾的熟食，一股肉油香味扑鼻而来；桌上还有一瓶白酒，几个酒杯。桌四周坐着大队支部书记、主任、会计和伙食团长等几人。原来是为了庆祝大飞马画完成的夜宵宴，特请了我们两个同享。

我小口地抿着白酒，夹着喷香的肉向嘴里塞。原来这并不是什么肥肉瘦肉，全是腊肉的猪皮，先煮得扒扒的，再回锅加蒜苗炒一下，其味仍喷香可口，使枯竭的肠胃欢乐！老实说，这顿庆功夜霄比在单位打一次牙祭强多了，真是意想不到的口福。不过我在吃时和在事后曾想：为何光是腊肉猪皮？与猪皮相连的那些肥瘦肉又到哪儿去了呢？……自然，我无法解开这个谜底，也无心多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我还享受过一次公共食堂办出的“素九碗”盛餐。据说是从附近的崇庆县请来的高明厨师，辛劳了几天几夜调配烹制而成的佳肴。当时各大报纸均以热烈的笔调报导过公共食堂“素九碗”的伟大创举，其场面如何热闹，广大社员如何欢声雷动，吃得心满意足，齐声欢呼“公公食堂万岁！”……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天的场面的确热闹，社员们早早地收工，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来到公共食堂。有的围桌而坐，吧嗒着叶子烟，期待的双眼殷殷地盯着厨房的板门和窗口；有的散立在后门外坝子上，以筷子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陶瓷饭碗和金属盛食工具；娃儿们奔窜着，哭闹着，有的大叫：快把九碗端出来呵！……空气里浮荡着食欲的气浪，场景是史无前例地生动！

素九碗摆在桌上了。盛在盘子里的鲤鱼有头有尾，身上还有用刀砍的几条裂缝，尾部染上微红，活鲜鲜地一条油炸红烧鲤鱼；可那是用麦面、红苕糊巧妙地捏制而成，蒸熟，经少许清油在锅中焙过，还淋了些调料粉汁在鱼身上，一条红烧鲤鱼就出世了！一碗烧白，是用白萝卜片蒸熟而成，妙就妙在每片上端涂以褐色的酱油，那就酷似真正的烧白了！狮子头是用煮熟捏烂的洋芋糊，内加几粒扒豌豆烧制而成；粉蒸肉是切成片状的老豆腐拌上米粉子蒸制而成……足足九碗，摆在桌上让人馋涎欲滴。我真佩服厨师的神技妙手，把普通的粗粮蔬菜变成了高级的鱼肉大餐！

老人、长者围桌而食。大部分社员都是把素九碗各自分了，放进食具，带回家去，大人细娃慢慢享用。

围桌进餐的人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很满意盛餐的样子。吃后却有位老人长叹一声：“油味、肉味全无，这又管啥用呵！……”

我吃后的感觉是，比那晚的猪皮夜宵差远了；但比平日的红苕、洋芋、清水菜稀饭好得多。

那时候农村流行一种怪病——浮肿病（又叫水肿病），说是人的脚、手、脸肿着肿着就死了！我从未听说过这个病名，不知是种什么怪病。曾想过：现在粮食不够吃，油水也欠缺，又有浮肿病流行，群众真是不幸呀！……有回碰见大队支部书记——一位圆脸胖胖的中年人，便问他：怎么会有人得浮肿病呢？他乜乜眼睛，思考了一会儿后回答：听说是被一股什么罡风吹了，就得了这种怪病！说后就走开了。那时农村干部似乎不大讲究和右派“划清界线”，对我们两个右派是相当和善的；如果是在单位，我断然不敢向干部们提出这类问题。不过他的解答仍让我糊涂，不晓得这“罡风”倒底是种什么“风”呢。

有个星期天，我信步走进一农舍闲逛。见地坝坐着一位蓄短胡须的老人，在阳光下编织篾活。露在空气中的脚肚、脚背发出一些儿光泽，没有生疮，却显得泡肿。我走过去问：“老伯，你的脚怎么啦？”他瞧了我一眼，皱皱眉头说：“我得了浮肿病！吃不饱，饿出来的！”哦，这下我明白了，“罡风”原来就是“吃不饱，饿出来的”！我用指头按了按他的脚背，一按一个窝窝儿，那凹下处，久久不能弹升起来。此时我的肚儿也感到有些饥饿。心中升起一朵愁云，缓步走回寝室。

牛皮菜逐渐长大，菜园显得青绿一片。有天发现边沿角落空空荡荡，走拢一看，原来是夜里被人偷走了几十窝牛皮菜。报告单位，经联系由大队部派人在菜地旁边搭了个茅草棚棚，里面铺一层麦秸稻草，我们二人拿来行李，以茅棚为家，看守生长着的牛皮菜。

我们多是半天劳动，干些为牛皮菜锄草、施肥的活儿。夜里，我们许多时间坐在茅棚前的月光或星光下聊天或闲坐，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提防有人来偷菜。有时他从怀中摸出一个扁扁的玻璃酒瓶，抿两口白酒，说：劳动后喝两口白酒活经润骨，又提精神，很有好处！我那时也去买了个同样的扁形酒瓶揣在身上，在劳动歇气时、或在这样的夜里拿出来抿上两口，感到一股火辣辣的热流直贯肠胃深处，说不出的舒服。只惋惜如今的岁月没有食物下肚，实在饿得难耐，似乎肚中伸出许多小手，发出声音：快给我吃的！快给我吃的！……个别的时候，我们也略有享受，趁回城的机会，花一元多钱买上一个小小的高价月饼（那时女儿的妈妈已有了一份验票员的工作，我每月只汇她14元作为女儿的生活费，所以手边要宽裕一些，有时也奢侈一回，买上一个小月饼），在月光或者星光下拿出来慢慢地、一点点地咬来吃，一个小小的月饼要花半个多钟头才吃完，这么慢慢的吃法，是为了延长这人间最宝贵的吞咽食物的快感。小小月饼吃完，仍不能驱走饥饿这个恶鬼，肚中的小手仍在伸着呼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可惜，没有了！

有时廖画家被公社借去画更大更大的飞马，或《四川青年报》叫回去画几幅不落款作者姓名的插图，他走后就由我一人看守菜园。

有天为借一件农具，我走进了一家农舍。这家的主人三十多岁，大头圆脸，正值壮年，却眼含愁云。他的老父亲得了浮肿病，躺卧床上，妻子上坡去了，他在家熬草药。向他借到所需农具后，就坐在家徒四壁的堂屋内和他闲聊起来。他说，他是一名退伍军人，贫农成份，曾参加过淮海战役……他感谢共产党、毛主席让他翻身得解放，成了一名光荣的公社社员……在谈到如今的生活时，说了一句很清晰的话，像一颗铁钉钉进我心里，许多年、许多年末曾遗忘：“要是我和一家人天天能吃饱红苕，我便心满意足，不会有别的要求了！”

天哪，中国老百姓的心地是多么善良，易于感恩，多么宽容，他（们）的要求是多么微小呵！何须花团锦簇的“物质生活高度丰富”的许诺，何须“汽车、洋楼、美酒、佳肴……”未来远景设想的光辉规划，老百姓只需要“天天吃饱红苕就心满意足了”！人的一切梦想、奢望……都消失无影，只剩下了维持“生存下去”的最低标准的欲望！这世界怎么了？怎么与我过去对“世界”的观念大不相同呢？联想到自己，可不是也只剩下这“最低标准”的欲望了么！………

人们说，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是著名的“粮仓”、“米粮川”，美丽而富饶，1956年初来成都之时，感到此说不假。但此时我身临其境的“天府之国”中心地带成都郊区的此地，却被饥饿的阴影所笼罩，还流行着如瘟疫般的浮肿病！报刊和领导们说是“自然灾害”所致，我见到的却是风调雨顺，哪有什么自然灾害！如果是别的地区有自然灾害，怎么会把天府之国中心的成都郊区弄成严重的受灾地区呢？……一大块疑云浮悬心头，我很茫然，十分不解！

每每从单位回来，都会有社员围过来打听：你回去吃了些什么呀？单位食堂供应些什么菜呀？我都一一如实相告：冬瓜、藤藤菜，有时有红烧豆腐……有位社员就说，我给你钱，下次回去给我带一份红烧豆腐吧！我苦笑着摇摇头：每次只供应一份，而且有豆腐供应的机会极少！这位社员就半信半疑地走开。

………………

我干活，越来越打不起精神。转粪，初来不几天我就锻炼得可以挑起一满挑，不泼不荡地行走在这小土路上，可现在挑半挑也会把肩头压得不行，难以承担。以往挑一趟只须歇一、二次气，现在却要歇气五六次，每次歇气的时间都延长不少。难道是我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信念动摇了吗？扪心自问，又没有动摇。这是怎么回事？我撩起裤脚，以指头按一按脚杆和脚背，一按一个窝窝儿，久久不能弹升起来，其状况和那位编织篾活的老人一样。明确了：我已得了浮肿病！

我把情况向单位反映，单位还是对我宽大照顾的，说：现在菜大了，你就少干点活吧，能干多少就干多少；等这季菜收获后，就调你回来治疗。

回到茅棚，不干活也不行，饥饿难耐，还是去转粪；领导说了，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这时就只挑了小半挑，，仍觉十分沉重。这些日子廖画家被抽调作画去了，我一个人转粪十分孤寂，歇气时一站就是二三十分钟。心头浮现的尽是食品，感受到的尽是肚中伸着的小手呼喊：给点吃的！给点吃的！

听见天际传来的嗡嗡声，抬眼一看是一架银光闪闪的客机飞行在碧蓝的天宇，心中就出现一个念头：飞行员，你是多少定量呵？吃得饱吗？吃不饱肚皮，没有力气，飞机会掉下来呵！……

看见汽车在公路上跑，想：驾驶员同志，你吃得饱吗？吃不饱精神恍惚，会把汽车开到水田中去的呵！……

云朵你吃得饱吗？……柳树你吃得饱吗？……石头你吃得饱吗？……

心中出现许多怪诞的念头和幻象，我深深地体验到了一个浮肿病人崩溃了的精神世界，整个生命渴求着的是食物。

有次我去生产大队的磨坊买了两斤米糠。磨坊师傅问我：买去干啥？我谎说：家里喂了两只鸡，拿去喂鸡。他信以为真，卖给了我。那天傍晚廖画家回棚棚来取他没拿完的一点儿东西，我托他代为看守一夜。我回城里，晚上关着房门用酒精炉子煮米糠吃。米糠粗糙，要混合些粮食蒸、煮才对，我哪来什么粮食呢！吃着净米糠干糊糊，实在难以下咽，但还是饱餐了一顿，害得我好几天大便不通。

有天接近中午，我去公共食堂拿作为午餐的红苕、洋芋，在大队部看了一会儿报。回棚棚打开锁推门一看，大吃一惊，我的被子、被单、薄薄的垫絮等物不翼而飞，只有两本书还在稻草上，篾条棚壁上一个大洞：我的行李是被人偷走了！

失去行李，对我来说可是一件大事。那时的我添制一套行李，谈何容易！

我只好去四川省委党校找我的四姑母求救。在她家里向她谈起了下乡的情况，说我还得了浮肿病。姑父和姑母是老党员，当时都是处级干部（后来姑父是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姑母是教研室主任，当时的职务我不清楚），享受高干的“特殊待遇”，每人每月多供应二斤猪肉。姑母听说后，就去炖了一罐肉，给我端来一大碗炖扒了的砣砣肉。我好不开心，像吃白萝卜似地，把那碗砣砣肉连干带汤吃得干干净净！走时四姑母给了一床旧被子、被单及垫絮；还给了我一点儿粮票；那时处于较高地位的他们，剩余的粮票也是不多的。

我大步流星地扛着一大包行李向前走，吃了砣砣肉精神大振，肚中的小手也没有伸出向我要食物。我想，这砣砣肉才是诒浮肿病的良药！

这样良好的精神状态保持了几天就消退了，毕竟身体在长期饥饿中亏损太多，又无源源不断的后继营养补充，萎靡的状态又卷土重来！

没过好久，单位派来一些人将成熟的牛皮菜收获运走，同时也叫我返回单位治病。

第二天即去医院看病。那时机关人员（右派、被管制分子均包括在内）享受医疗全公费，连挂号费都不用出。医生问了问病候，以手指按了按脚背，面无表情地说：“血脉贫血！”给我开了一瓶“补铁丸”。那药虽叫“丸”，实际上是衬衣扣大小中厚外薄褐黑色无光泽小圆片，一次服七八颗，有点涩涩的微腥味，吃的次数多了真想呕吐，但我仍按医生规定按时服用。第二次看病仍是给的“补铁丸”。一个多星期吃“补铁丸”，不见身上浮肿有丝毫消退。

第三次又去看病，医生除开了一瓶“补铁丸”之外，还在一张处方笺上写着：蒸汽浴三次。

我走进了该医院设置的“蒸汽浴疗室”。疗室分隔成里外二间，外室有供躺卧的小铁床。在一工作人员指导下，我把衣裤脱下放在一张小铁床上，走进了蒸汽浴室。迎面一股蒸气热浪向我袭来，遵医嘱将身体卧进一只干干的浴盆里。浴室十分窄小，室内弥漫着浓厚的、密雾般的蒸汽，含着强烈的苦艾味，室温又高，闷得人受不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呼吸困难，不住喘息，不到半分钟全身大汗淋漓……我不知道是怎样熬过了规定的蒸浴时间。走到外室仍喘息汗流不止。擦干了身体躺在小铁床上休息，一身疲软如泥，无力下床走到室外，真愿躺至永远。一个多小时后，在工作人员催促下，我才懒洋洋地起来穿好外衣，走向回“家”的路。

我还隔一天一次地连续再去进行了两次奇特的苦艾蒸汽浴，凑足了处方笺上规定的三次，让身体活活地受罪了三次。说也奇怪，经过了三次蒸汽浴洗礼之后，奇迹发生了：脚、手、脸上的浮肿消退了，手指按下去只留下一个浅浅的凹印，身体也似乎消瘦了不少。但我喜不起来，全身仍疲软无力，手提东西仍沉重异常，浮肿病的种种实质症候仍如魔鬼般地缠附在身！试想想，浮肿病的得来是由于食物、营养长期欠缺所致，蒸汽疗法虽有收缩皮层、消除浮肿的神奇功能，却怎能增添人体每个细胞的健康活力？这是需要有物质养分的滋养才会使它健壮并散发出旺盛生命力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唯物主义的道理。蒸汽疗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也许还蒸发、抽走了患者身上若干宝贵的体能。

我成天只觉得身体疲弱不堪，精神颓丧，眺望未来，一片茫然。

单位上的领导见我浮肿已消，笑嘻嘻地对我说：

“你现在浮肿病好了，是个好事情。做好思想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于是，我又开始了另一阶段的曲折历程。

三、杨柳河呵，杨柳河 

第二天，《红领巾》领导就派我前往双流机场团省委机关农场参加劳动。

当年，双流机场已废弃不用，不再作为战机与客机起落的场地。抗战后期动用数万民工修建了此一机场，供援华美机起飞去轰炸日军军事目标的机场，已完成历史使命，如今已变成了一片荒土，还剩下一条（或几条）笔直的钢筋水泥跑道横贯在这块大面积的平地之上；跑道两旁则是荒草丛生。在这缺粮的年代，成都市的某些省市级机关，就来兴建农场，生产粮、菜自力更生。团省委机关农场就是其中之一，在它旁边，我记得是石油局机关农场。

团省委机关农场座落在机场一隅，划定一大片土地归其耕耘。农场人员住地是四五间土墙平房，左、前、右三方围以一道竹篱笆，屋后有一片竹林和矮小杂树丛。农场常驻人员八九名，其中团委机关干部五六人。负责人（场长）姓张，名字记不起了，此人年轻力壮，熟悉农业，我想他肯定是在农村长大，从小就跟土地打交道，才会这么在行。1958年团省委搞了块“高产实验田”，也是任命他在那里专职管理。其他几人皆为年轻干部。红领巾三人，两名女同志：黄竹琴和钟乾。黄竹琴是原《红领巾》总编辑梁燕的夫人，梁燕因在1957年鸣放期中提出“总编负责制”主张，在反右期中被定为极右；钟乾的丈夫刘狮原是红领巾杂志生活指导组组长，也被划为右派；梁与刘二人均被处置到冕宁县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去了。在此农场的另一人就是右派我。

我去农场后，就叫我专职饲养、管理小家禽畜：两只羊、一群鸡、两只鹅、七八只鸭，不久后又买来几只兔；这五大类小家禽畜都归我统率。

管理小家禽畜本来不是一项费体力的重活，可能领导见我才患过浮肿病，体力不济，才叫干点饲养小家禽畜的事儿，属于“轻活”，存有照顾之意。可是具体实践起来，却不简单。

每天清晨起来，打开鸡舍门，放出一群精力充沛、十分活跃的公鸡、母鸡，在前面地坝撒出几大把包谷籽，那群鸡咯咯叫着飞扑而上，争抢啄食；啄完包谷籽后，就在屋里屋外，篱笆围墙之内，四处悠游，寻找小虫之类啄食。再放出鹅、鸭，给它们丢出脚菜叶子，两三把包谷籽，两只鹅昂首阔步跑向脚菜叶子，鸭们争吃包谷籽；鹅们“嘎嘎”叫着，鸭们也低声“呷呷”地应合……吃完早饭后，我便牵着两只山羊在机场跑道旁寻找茂密的草地牧放，有时就将它们颈上的绳索系在小树干上，空出手来寻找嫩嫩的兔草，装进背上的小背笼里。回来把新鲜兔草喂兔。母鸡“咯哒咯哒”地打鸣了，就去鸡窝把热呼呼的鸡蛋一个个地捡起，拿去放进保管室内一只竹篮里。傍晚，要照管鸡鹅鸭羊等回笼归舍，还得点数，看是否有缺失……那活儿看似轻松，由于类别多，缺乏专一性，特别是人禽畜杂处，纷纷攘攘，不成章法，做起来十分繁琐，稍一不慎，就会乱套，所以我的神经常处于绷紧了的状态。

有一天下午，农场头头儿叫我回团省委机关取一根粗麻索及其他小物品，今晚和明晨管理小家禽畜的事儿就由黄、钟二人代理。

农场距成都市区约二三十华里，虽是公路，那时尚不是客车线路，往返均靠步行。我走向成都，一路上心情轻松、愉悦。到机关首先领到粗麻绳等物，晚上还去看了一场电影，大约是《青春之歌》或者是《聂耳》。第二天清晨，我肩上搭着一卷粗粗的麻绳，手上提着个帆布袋子，轻松自在地走上返回农场的路。

首先要穿越市区南部的几条不太繁华的街道。我那时心情特好，电影中的情景还生动地在眼前浮现，影片中人物的奋斗历程，令我十分神往；抗战初期的澎湃场面又使我心潮激荡，我忘乎所以，不禁边走边唱起歌来：“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接着又：“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曲唱完又唱一曲。正当我忘情地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之时，忽然从背后冲上一名中年男子拦住我，大声喝道：“你是啥人？一路高唱反动歌曲，我在你背后跟随多时啦！……”此时我才如梦初醒。他要拉我到派出所去弄个明白。我想到派出所去一定会查知我是个右派，这还了得！“一路高唱反动歌曲”的罪名就会锁定了！这可是“反革命”之罪呵！我向他说我是团省委机关农场的，派我回来取物的……又说，我唱的不是反动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歌，是昨晚电影中的插曲……好说歹说他总也不信，一定要拉我去派出所。我说，我要急着送东西去农场。他仍不依，说，你拿证明你身份的证据出来，我就放你！我在身上一通乱摸。真是天老爷保佑，摸出了一个红色小本子，那是“公费医疗证”，上有“红领巾杂志社”字样，他才饶恕了我这个“一路高歌”的倒霉蛋。我在返回农场的路上再不敢随意唱歌了，也失去了唱歌的心情。通过“唱歌事件”，我才得知那个年月城市的大街小巷，均布置了一些觉悟高的积极分子作“纠察”、“暗哨”以监视可能出现的反动言论、异常现象、可疑行迹，防范阶级敌人的破坏。

那时农场的人们干活都很认真、尽力，猪儿喂得肥，庄稼长得茂，同时还开发了一个颇为新颖的项目：养殖小球藻。

在房舍篱笆墙外的坝子上，安置了几个直径约一米的大型陶瓷缸，里面盛上清水，加入一定比例的尿液，从农业部门弄来几大瓶小球藻母（种）子，倒进缸里，晒在阳光下，每天用木棍搅动二三次。看着，看着，液体馒慢变绿了，一天一天，绿色更深了，那就是小球藻的数量越繁殖越多了。张头头说，这种子开始是从日本引进，现在在许多地方推广；小球藻含蛋白质特别丰富，赛过鸡蛋，喂猪，猪长得又快又肥，今后我们可以用它煮稀饭来吃，促进健康！……

过些日子，小球藻液体变成墨绿色，到达可以食用的阶段。头头儿就叫炊事员舀几瓢去煮稀饭。小球藻稀饭煮好后叫大家去尝尝。大家兴高采烈围上前去舀进碗里品尝（我这个右派明确自己的身份，自然走在后面）。大家喝几口后齐声说：“不好吃，不好吃，有股腥味！有股尿味！……”因此只好当饲料用来喂猪，放弃了用来“增添人们营养，促进健康”的初衷。

我的饲养工作，很不顺利。没到两月，事故累累发生。

房舍三方的竹篱笆围墙，经过日晒雨淋，极易碎折。生机勃勃的鸡们，受篱笆外风景的吸引，就在人们不易察觉的地方把颈伸出去钻挤，有天终于把空隙钻大，跑了出去，有两只公鸡被人捉去吃了！

有两只鸭子跑出去，在农民地里觅食。谁知地里的种子，全是用毒药浸泡过的，两只鸭子被毒死了！

一只兔子，跑进喂猪房，掉进粪坑，被淹死！

更大的厄运又降临在我头上。一天早晨，发现一只山羊倒毙在喂猪房地面上，其原因是场员们把一包用过剩下的“六六六”粉随意地丢在喂猪房墙角，我饲养的两只羊也是系在喂猪房的；夜里，一只羊对牛皮纸包好奇，便拱开了纸包，舐食“六六六”粉中毒死了！

这天夜里，农场头头儿在一间大房间里召开对我的揭批大会，火力猛烈。来自团委机关的那五六名场员，过去没相处过，又知我在《搬家记》里称团委行政科两名干部为“两大金刚”，对我本怀仇视，如今我出了这么多事故，更是火上浇油，揭批起来毫不留情，以当年那种大批判的思维逻辑，分析我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存心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大跃进、总路线……罪大恶极！来自红领巾社的两位女同胞，因反右前同在一个编辑部工作，对我品行、人格是有所知的，来农场后对我较为善意，平时当然要和我划清界线，不苟言笑；单独见到时，也会停下脚步来问侯几句，谈几句闲话，以示对我并无恶意。但此时此刻却不能显露出半点“温情”，否则会对自己带来不利后果。原总编辑夫人黄竹琴站起来发言了，语锋不温不火，虽也加了一两个“破坏农场生产”之类的大帽子，却毫无实际内容，对我毫无损伤。钟乾发言了，开始她和黄竹琴发言口径相差无几，空空洞洞；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她发现自己的发言太温和了吧，怕团委的那几位怀疑她是在应付场面，做做样子……她自己呢，是右派刘狮的家属，不得不防……）她在最后抛出一枚炸弹，捏造说我偷食了经手的鸡蛋！

这一下小小会场炸开了锅，纷纷声讨、责问：你这反动的小偷，偷吃了多少公家的鸡蛋？你还想把自己营养得胖胖的、壮壮的来与人民作对吗？……让我百口难辩，下不了台。

夜里我躺在床上，真是痛不欲生，像在火上煎熬。我想，我怎么可能存心搞破坏！怎么可能存心把鸡放出去让人捉走！怎么可能存心让兔子掉进粪坑淹死！怎么可能存心把羊子系在墙角不远的地方，让山羊舐吃“六六六”粉活活被毒死！我跟本就不晓得猪舍里有“六六六”粉呀！……那些事故我哪会愿意它发生，可是这杂乱的环境对类别颇多的禽畜进行管理顾得东来顾不了西，防不胜防；平日处处留心，神经都是绷紧了的，事故还是连续发生，对我来说真是奇灾大祸……更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身负重罪的右派，而今又破坏生产，反对“三面红旗”……还有“摘帽”、回归人民队伍的一天吗？恐怕一生都永坠黑暗了！……辗转反侧，绝望至极，心中生出一个“告别生命”的念头。对自己说，别无他途！

第二天恰好单独遇见了钟乾，我对她有些气愤，瞪着眼质问：你凭什么捏造说我偷吃经手的鸡蛋！

钟乾有点负疚似地笑笑说：“你怎么会把会上说的也当真。”说后就走开了。

我恨恨地想道：这世界是怎么了？“会上说的怎么也去当真”！……拨人致命的污水，毁人做人的尊严，却说是莫去当真！……这一切难以置信！

我边做着饲养的事儿，心中边寻思：我还是死了的好，一死百了，再不会遭受人间这些千奇百怪的痛苦了。很快我规划出结束生命的办法。4年前我曾去过都江堰，那儿有条可爱的河流岷江，江水澎湃，白浪翻涌，风光又十分优美；我便站在鱼嘴索桥中部，投身滔滔激流中去，定无生还之理！

下定决心，付诸行动。当天下午趁人不备，偷偷跑出农场，向着公路跑去。临走时，我在枕边留下一纸告别书，亲笔写下几行文字：

……共产主义的未来是十分美好的，我曾十分神往。

但我是一个失足跌了跤子的人，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尽

力了。祝大家多作贡献，让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到来。我

将走向岷江，结束自己。别了！

我在公路上问到去灌县（即都江堰市）的方向，便向左拐，走上一条较小的公路，朝着灌县前行。路过一个冷清的场镇，发现有家邮政代办所还未关门，就把当月的工资汇给刘景，没在汇款单上留言。我辛酸地想：可怜的女儿，这是爸爸给你最后的一点儿钱了！……

继续前行。想到今晚要吃一点东西的，就在一处店子买到了半斤老盐菜和一个不大的柚子。想，我在离别人间之前，有了最后的晚餐了！

那时，我还有心思去欣赏周围的景色：成都平原乡野的景色真美，树叶绿绿的，虽已是十月深秋，但草木并末褪去绿色，那是象征生命的绿呵！一片片的田早已收割了稻谷，只剩下数不尽的谷桩，但这田野也含着一种初冬朴素的美，像是某画家妙笔描绘的一样。溪水潺潺跳动，鸟儿在自由飞鸣……大自然何其多姿多彩，何其和谐优美！但人类却互相纷争、倾轧不已，为何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温顺、宁静、怡然含笑生存？……我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人，明天，最迟后天，我就不复存在了，我的心已不属于任何阶级、任何政治范畴，我是一个灵魂自由的人，我可以任意遐想，任意欣赏大自然；我感到整个大自然含着一种抚慰人心灵的凄美！

走着，走着，近旁出现了一片荞麦田，开着略含紫色的浅红花，眼前一片浅紫红的色彩；旁边是一块收割后的干稻田，田中还有一堆一人多高的稻草堆。这时天色向晚了，我怕黑夜走路被民兵当作坏人捉了去，不如就在这儿过夜吧！

我坐在田坎上，剥开柚子。那柚子不太成熟，吃在口中甜味很少，有些苦涩。吃了点盐菜，盐菜很咸，又有股在坛子里捂得太久陈旧的酸味。我还挑剔什么？只要能充塞肚儿，维持体力走到岷江索桥就行。剩下的，还可明日当早餐。

黑夜降临，我在稻草堆背路的一边拨开稻草躺了下来。今夜无月，星星在夜空闪烁，感到星星离我很近很近。躺下很久，头脑清醒，思绪绵长，回顾人生，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反右前的日子包括童年、少年和解放初期，我都是充满梦想、希望和光明，飘荡着歌声、琴声、欢声笑语……但这一切都遥不可及，好像已不真实。也想到自己曾做过一些错事、对不起人的事，但这些过错已不能弥补和只能致以歉意……我特别对不起的是女儿，那么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我却不能抚育她长大成人，甚至连微少的生话补助费也告终结了；她能在这凄风苦雨中长大吗？她会像其他孩子们那样微笑、唱歌吗？……心中浮现出离别时那对童真的眼睛，感到心如针刺……感到对不起女儿的妈妈，虽已离婚，却耽误了她近4年的青春时光……心绪缭绕，如烟似麻。算了吧，反正是只能一笔勾消！

夜渐深了，感到有点寒冷，干脆把身子钻进稻草堆里，拖过一个稻草把子来盖在胸前。这样，温暖多了。

不一会儿，听到稻草堆中时断时续地传来阵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我断定有只（或两只）田老鼠钻进了稻草堆，觅食稻草中残留的谷粒，也许是在砌个窝。我没去驱赶，心想：在这寂静的田野，在这黯淡的星光下，我还并不寂寞，有只老鼠来作伴哩！我在“悉悉索索”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醒来，钻出稻草堆，挂上小帆布包，继续我的行程。眼前是辽阔的田野、点缀田野间的竹林、树丛、农宅房舍。路过一座低矮的土墙房屋，门上的吊牌上书：××公社民兵第×连连部。我想：如今是全民皆兵，千百年来散漫的农民也过着军事化的生话了！

绕过一个弯，眼前出现一条清清的河流，约四五丈宽，蜿蜿蜒蜒流荡在大地上；河流两岸生长着竹林、灌木丛，风光分外优美。

碰见一位老人，我指着河流问：“老伯，这叫什么河？”

老人回答：“杨柳河。”

杨柳河！这河名叫我心中亠震，立即联想到我非常喜爱的一首歌：《杨柳歌》！这首歌是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奥赛罗》中的插曲，俄罗斯作曲家谱曲，是剧中女主人公被身为海军统帅的丈夫误解……临死前唱的一首凄绝感人的歌，看苏联影片《奥赛罗》时，此歌深深感动了我的心，是音乐中最让我心灵共振的一支旋律。今日一听“杨柳河”三字，似乎觉得眼前一道电光闪亮。望着清清河水微波荡漾，耳畔仿佛听到河水深处飘来《杨柳歌》的歌声：

 在枫树的下面，／她低垂着头，／在歌唱着青青的杨

柳。／这可怜人坐着，／她满怀忧愁，／来歌唱杨柳、杨

柳。／那寒冷的流水在倾吐悲哀，／来歌唱杨柳、杨柳。／

那一行行热泪灼热了沙洲，／来歌唱杨柳、杨柳……

我站立河岸，瞩望优美的河景，心想：我又何必劳神费力前往岷江呢？杨柳河这么宽，就让我葬身此河吧！把杨柳河作为我生命的归宿之地，是最理想的了！

主意一定，我就离开公路，沿河岸小土路走去。不久，走到一河湾处，见这儿两岸竹林茂密，近旁还长着两三棵杨柳树，环境十分静寂，估计是少有人出没之地。就在这儿好了！我对自己说。拨开竹林，走到了河边。

我选了一处草墩坐下。凝视着缓缓流动的绿水特别清亮洁净。这弯道上的河面比我走过上游的河面略宽一、二丈，没有浪声，十分静谧。我取出昨夜吃剩下的食物，剥开一瓣柚子，咬一小口，少汁带苦涩味。我猛省，吐掉，心中说：已到生命尽头了，还贪什么嘴！就把那半边抽子、一小包老盐菜抛进水里，它们沉下去了。我清理荷包，摸出几角钱、几两粮票，抛进水里，它们缓缓流走。帆布包里有个小笔记本，我将纸页撕下来，一页页地流走。我望着那些漂走物，想起莎士比亚另一悲剧《哈姆雷特》中美丽少女临死前，她扯下许多花瓣抛入河中，让水流走的情景，和她沉江后在水的深处隐现的苍白、静穆又似微笑着的面容……我从身上摸出一张女儿的小照，面含微笑，十分天真，是个世界上最美丽可爱的小女孩！制服左边口袋里装着一本《克里尔诗选》，克里尔是匈牙利的一名爱国诗人，他的诗朴素真诚，也不忍抛掷水中，就把女儿照片夹进小型诗集，放进衣服口袋。对自己说：就让其陪在我身边吧！……

通常人投水，是从高处纵身一跳投进水里，似乎这样才干净利落。可是这河湾却并无高处。我微微一笑想：我既然下定决心一死，别无他途，又何须那样“一跳”，这么一大河的水，难道还淹不死我！

我很镇定，也不心跳，一步一步向河中走去。虽已十月，然而河水并不太冷。一步一步向前走，可是天哪！这河水怎么这么浅呢？已到河心了，水只淹到小腹。怎么得了？我原以为至少有一人多深的！我想倒进水中，总会淹死的；但我识水性（会游泳），人闷在水中太难受，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会自动浮出水面的！这怎么得了？心一横，从河底摸起一个拳头大的卵石，“乓乓乓”不断向自己头上击打，几下子血流出来了，我感到血从脸颊流下，滴落进水里。我要把自己打得晕过去，倒进水里，就可万无一失了！

突听到岸上一声大喊：“你这个人在干啥子？”

一个中年人，三脚两步走进河里，急速将我的腰搂住，气极败坏地说：“轻生要不得！轻生要不得！”不由分说，把我搂到河岸上来。原来这中年人是来河岸放牛，看到了我在河中的那一幕。

他扶我到他家里，拿出一套干净衣裤，让我进屋把水湿衣服换了，让家里人拿去洗净，烘干。换衣出来，让我坐在阶沿的一把竹椅上。我把打湿了的《克里尔诗选》和女儿的照片拿去放在地坝边缘的石桌上透风晾干，一滴血从额上流出，滴落在《诗选》的页面上，像绽开了一朵小红花，开放在女儿小照的旁边。这时，中年农民的妻子、老父等人都出来了，向我询问：什么地方人？怎么会寻短见？我答：万县人；在团委机关农场劳动，出了死鸡兔羊的事故……他妻子同情地说：“这年轻人，隔家这么远，为这么一点点小事想不开，就去寻短见，好可怜哪！……”那老人叹口气说：“这个年轻人是在落难哪！”这一句古朴的、带着民间传统文化印记的话、这苍老的声音，在我心中记住了好多年、好多年。

这家人端出一盆水，给我洗去头上流出的血迹，拿出红药水涂在创口上。这时我很疲软，求死不得，无可奈何，精神陷于萎顿状态，就听由这家好心人的摆布。

中午，那妇女给我端来一大碗萝卜丝伴大米混合焖好的干饭。嚼饭时，我感到头部与脸颊很痛。我忍痛吃完。当时还是公共食堂年代，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这碗萝卜丝白米干饭。

第二天上午，农场派人来把我接了回去。我看到农场依然如故，大家都不跟我说话。只有那位头头儿低声对我说了一句：“你留下的告别信上，都还在讽刺我们建设共产主义哩！……”我没有应声。心想：我那封信的文字都是很真诚的，哪有半点讽刺的意思！而是临死前对人间的良好祝愿，不知他是怎样理解的？不愿说话，只是默然。

团省委派来了一位工友，于当晚把我“护送”回团委大院。安排我住进一间小招待室，吩咐我每顿在团委食堂拿饭，不要私自走出大门。

我那时脸色苍白，头缠一条白毛巾以保护创口；我这形状，可能很像一个月母子。

十多天后，头上的创口好了。一位领导找我谈话。他问：你家中还有些什么人？我答：我已离婚，只有父亲远在上海。他考虑了一下，说：回上海不可能，何况又没人监督你。这样吧，组织上送你去劳动教养，在那儿好好改造自己。

这样，我就开始了进入另一“神奇”境域的人生历程。

四、神秘的收容所 

还是那名精干的工友，陪我到红领巾宿舍小屋，收拾好行李，护送我去成都西南角落公安部门设立的“收容所”。

走进一座两旁站立着卫兵的大铁门，把我交给两名穿军装的人办完手续后，就回去了。临走时向我说：“好好改造，争取明年就回团省委！”我感受到他简短的临别话浯不乏善意与真诚。

护送者走后，两名穿军装的人叫我当场打开行李包裹和一口小型旧皮箱，把所有携带之物全部摊放在水泥地面进行检查。这时走过来一个个子矮小、大约十二、三岁的崽儿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又动手动脚地去摆弄东西。穿军装的人毫不客气地推他一把，他也不在意，仍在周围打转。不知几时阴悄悄地走了。

穿军装的人一件一件地查看我带来的东西，没发现非法物品。打开小皮箱，见衣物下面有几本俄罗斯古典小说，他也让其过关，但却将一册袖珍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收了。对此我十分不解，难道《宪法》也属于非法品吗？嘴上却不敢提出任何异议。

在清理自己物品打包时，我发现一双短统雨胶鞋不见了。心想：糟糕，下雨天劳动一地烂泥，没雨胶鞋穿两只脚板就会裹上浑水污泥，这怎么办？又想：这一定是那名不明身份、鬼头鬼脑的娃儿干的好事！

收容所的范围很大，行道两旁，这里那里罗列着不少房舍，有一二座搂房，多数为简陋的平房。穿军装的人把我带进一座平房，交给了一名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又将我交给了一个被收容人员小组。

这个小组大约十五六人，共住在一间光线暗淡、昼夜亮着一盏电灯的房间里。十多人分两排打成地铺，门口立着一个尿桶（没像监狱那样放在起居的室内）。房间里空气污秽，一股汗味、尿味和其他污物臭味。收容人员的编制是每个小组有一名小组长，三四个小组设一名大组长。大组长见我来到，就过来向我问讯，我都一一如实回答。我见他身着一套军装，只是没有帽徽和胸章，气色很好，面容不带饥瘦之色，且谈吐磊磊大方，似乎很有底气，与这里人们的“状态”很不相同。就问：“你是收容所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吧？”这时他才叹了一口气说：“二等公民。”我不解地又问：“什么叫‘二等公民’？”他答“和大家一样，都是被收容的人员！犯了错误的！”他接下来很坦率地告诉我，他不久前还是某（可能是白石驿）机场的警卫连指导员，共产党员，由于近年附近有些觉悟低、品行不好的农民常常进机场来偷盗物品，防不胜防，他的性格暴燥，多次捆打盗窃分子。“可那是农民兄弟呀！我把这最根本的一条忘记了，多次违犯军纪，又累教不改，……处以劳教，就把我收容进来了！”我安慰着这位前军人：“你这不是敌我性质矛盾，要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原有生话的！”他感谢地说：“但愿如此吧！”他见我是个知识分子，在和他相处的一段日子，对我格外关照。

第一夜睡得很不安稳，过去从未有跟许多人挤住一室的“经验”，室内又充满难闻的臭气，电灯不熄地亮着，有人错牙、发出鼾声，十分刺耳，门口处又时不时地传来“叮叮咚咚”倾注尿液的悠长的声音……扰得我大半夜没有睡着。但，人也有种“入境随俗”适应环境的神经趋向本能。我还是睡着了。

等二天吃了早饭后，照样是两小时的学习。所谓“学习”，大多是读报、生话检讨会之类。学习结束后，我去房门外随意走动走动。忽见到不远处昨天的那名调皮捣蛋的小崽儿和比他稍大点的二三名伙伴，说说笑笑地朝我所在的方向走来。走近了，他瞧见了我，做着鬼脸，笑嘻嘻地问道：“你还过得好吗？”我见他大摇大摆的样子，那声问候好像在招呼一个老朋友，真不知是位什么人物。望一眼，看到了他脚上穿着的一双不合脚的雨胶鞋，正是我失去的那双，一想到这双雨胶鞋对我的重要性，就大喝一声：“小家伙，把我的雨鞋脱下来！”他毫不反抗，规规矩矩地脱下那双雨胶鞋，提着交到我手上，满不在乎地说：“还给你就是嘛，昨天我是给你开玩笑的。”说后，这二三名少年就有说有笑地走了。

我呆呆地站着，百思不解。回屋后就向身穿军服的大组长讲了这事儿的经过，问他这是些什么少年？他笑了笑说：“别理会他们。这是一批少年劳教分子，经常干一些调皮捣蛋的事几出来！”哦，原来是些少年劳教小鬼。我想象着，不知他们的家庭是何状况，大人们是怎样管教这些孩子的？也许是父母在这年代遭遇不测，使孩子们沦落社会，受坏人教唆诱引成了小扒手、小混混……而被政府收容了吧？……我无根无据，想象不出个所以然来。

有天，开早饭的时候，我去食堂领了半盅子稀饭和两个鸭蛋大的糠、面混合馒头，端到坝子，搁在一个木架子上吃早饭。人群中混杂了几名少年劳教小鬼，那位还我雨鞋的老相识也在其中。吃时，他们端着稀饭碗走到旁边，跟我谈笑一块进食。忽一少年向旁边一指，大声说：“快看，一只花狗衔一大块腊肉在跑！”我侧过头去，想看看这稀奇事儿。看来看去不见有什么口衔腊肉花狗的影子，便说：“没有哇！”侧过头一瞧：我碗中的两个糠面馒头却不翼而飞！我想：上当了，肯定是他们显本事，偷走了我的馒头。我不知是其中的哪一位，便不吭声。他们也不吭声。忽然他们一齐大笑起来，说，“你这个呆子，碗头馒头不见了半天，也没发觉！”还是我的那位老相识，以手高高地举起我那两个馒头，轻轻地放进我的碗里，愉快地说：“你的警惕性太低了，以后要大大提高呀！”这些少年劳教小朋友，对我如此亲近，如此感兴趣，真不知道我身上有种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们爱和我开些善意的小玩笑。

在收容所里，劳动是轻微的，是以学习为主、劳动为辅。劳动，只为铸造车间搬运过几次沙，干了几天杂活。学习，不过是有气无力地读读报，鸡毛蒜皮地捡讨检讨各自违规的缺点。收容所毕竟是个过渡的场所。

在这里大约生话了二十天左右，便转移到正规的专政、改造场所，进行长期劳动改造，使其脱胎换骨，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我们走后空下来的房子，自会被源源不绝的后来人所占据。

五、平泉农场，好动听的名字

被转移的劳教人员，是分成一小批一小批分别送往各地劳改农场或劳改厂矿的。原军人的大组长，先我一天被送走，临走时还在敞篷汽车上向我挥挥手。

我们这一小批约二十来人，被运送到离成都不太远的简阳县平泉劳改农场。安置在该农场的笫二中队。

平泉农场范围辽阔，占据了平原上的大片肥田良土，只有一小部分是囊括在后面不高的丘陵和坡地上。二中队所在区域在平原上，主要种植甘蔗、小麦、水果和各种蔬菜。附近的女子中队还要种植棉花。

我们这一小批人住进一个房间，是上下两层的单人木床。虽然显得有点拥挤，但有大大的铁柱窗户，光线甚好。通风，空气中没有重浊的臭气，居住环境要比收容所的小屋好多了。

这批人员中，除了一名身材瘦长、原职业为医生的之外，其余的基本上全是大饥荒年代，被饥饿的“狼性”所驱使而去偷窃、行骗或干了其他违法勾当的有罪之人。其中有一人，五十来岁，黄皮瘦脸，满脸大麻子，他的名字都被人忘了，称他为张麻哥或麻先生。张麻哥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有时还咬文嚼字几句，说孔子曰如何如何，孟子曰怎么怎么，有点不合潮流，我想这可能就是农村很受部分人尊敬的知识分子。有次他偷吃了别人的东西被捉住，就随口辩解了一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几个晚上班组批判他这种损人利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他却似听非听，埋头沉思，不与你一般见识，更不会作检讨，让大家口沫飞溅地说去，我自岿然不动。大家对他也没有办法。

再说说那位身材瘦削的医生。他说：“我一看见你，从你言谈举止和你的那口小皮箱，就知你是个知识分子，与我们同组的那些人不是同类。”他很乐意和我接近。有次我把农村浮肿病流行及自己也得了这种病的情况对他述说后，向他请教，说：“为什么我去医院看此病时，医生的脸像一块铁板冷淡到了极点，问他什么，他只是哼哈两声；开药只光开补铁丸，还叫去蒸汽浴？”医生朋友嘿地笑了声说：“五七年以前你去看病，医生是这么个态度吗？”我答：“不是。”医生朋友说：“现在的医生对那种病哪敢说真话，敢说这是缺乏维持生命最起码的营养？说是饿出来的？说了这种话就是造谣，反革命言行，有的还被判了刑。医院也缺药，拿不出稍稍像样的、甜甜的补血糖浆之类的药物，不给你一瓶根本不管事的铁丸，又能给你什么？他更不能在处方笺上开三大碗干大饭、一大盘红烧肉！”他接着又说：“蒸汽浴，其实对于强身驱寒还是有好处的。感冒了，你去蒸蒸，有一定疗效；可是根本不能医治浮肿病！……”于是我明白了，我医治浮肿病的过程，只是一个“虚无”的游戏。其所以我现在浮肿病的症状已不显著，是因为回单位后，已基本上能天天吃饱之故。我又问他：“你是怎么进来的？”他沉默半晌，回答：“谁叫我在医治浮肿病人时说了真话呢！还在院部大会上大声疾呼……”我的心中升起一片黯然。

同组还有一个叫周世利的人，高大的个子，脸色带青，说话慢慢悠悠，缺乏表达能力，显得忠厚老实。他总爱帮我做一些生话上的杂事。不久过春节，队上发给我们每人半斤白萝卜圆圆蜜饯（平泉农场种植甘蔗，生产白糖，也生产蜜饯供应市面），供应每人二包廉价的“蓝鹰”牌香烟。那时我不吸香烟，周世利就说他用半斤萝卜糖来交换我的两包香烟，外加我换洗的衣服全部由他洗。这种交换对我实在是太优惠了，我立即同意。中饭时还有二两猪肉，他要把肉夹给我，我坚决地拒绝了，想：肉是很宝贵的东西，吃了他的糖怎能再接受他的肉呢？这岂不成了个大剥削者了吗！原来，周世利的烟瘾极大，平常都是找点干红苕叶子用纸包成“烟卷”，点上火来吸过过干瘾。如今以半斤萝卜糖换来两整包烟，还负疚地认为他占了我的大便宜呢！

很久没看见往日的熟人了。有天收工后在门前的坝子上看见一人，有些面熟，走拢一看，互相认出来了，原来这人是过去《红领巾》杂志的一名重点作者，名叫何一平。他是某科技单位的干部，常给《红领巾》写些少儿阅读的科普知识方面的小文章，四川人民出版社还给他出版了几本科普知识小册子，很适合少儿阅读接受水平，他常来《红》社，找知识组的编辑，我虽在文艺组却和他认识。我走近他问：“你怎么也进来啦？”他觑着眼睛，乜了两下，叹口气说：“我的罪名很大：企图颠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解地问：“怎么这样严重，你一个搞科技的人哪有能量去颠复？”他慢声慢气地回答：“人们的魔术不是玩得很精吗？水被加热会变为蒸气，‘严重’被加热会很快升级为‘严重’加‘严重’；颠复也是同理……”他没有向我介绍他坠入专政场所的具体历程。

何一平身材不高，双眼常是觑着，一乜一乜的，我怀疑他是天生地长了一双“对眼”，过去就感到他很有城府，说话常爱用些含科技术语的比喻，话意藏头露尾。我们有时见到了，也颇为亲热地交谈一会儿，但他始终没有向我具体地说说他的案情。管理我们中队的陈队长，是一个感觉敏锐、语言锋利的工作人员，他对何一平那双常爱觑着的对视眼睛很是警惕，见我有时跟他接近，有次喊我去警告说：“何一平是个阴险的反革命分子，满脑子反动思想，你看他那双眯呀眯的眼睛，就知道他诡计多端，心藏阴谋……以后少同他来往！”我对陈队长这番推论，觉得实在不近人情，但不能反驳。为了少给他也少给自己找来麻烦，也就很少跟他接触了。不知为什么，他也有意跟我疏远（也许他也同时受到陈队长的告诫吧？）不再和我交谈。不过偶尔遇到时，还是会意地点点头。

劳动，是改造人的重要举措之一，进入平泉农场，当然得投身于劳动。但这里的劳动却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艰难。

到农场的第二天，陈队长即安排我们8人去挖一块干田，锄头却只领到7把，因我们这8人中我缺一只手，另有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属少年劳教，不知为什么也跟我们一道送来了），面黄肌瘦，身材矮小单薄，有点病兮兮的样子，故而叫我们两人共用一把锄头。

我们在一块干田里一字几排开。那叫武小几的少年不愿费力挖土，故而由我先挖。大家挖两锄，便拄着锄头站一会儿，或闲谈过去吃过的肉呀鸡呀……的美妙事儿。那高个子的周世利，过去肯定是一名干农活的好手，也同样是挖两下站几分钟。这样挖了半天，大家只各自挖了长度不足两公尺的一长方形土壤。我由于过去只使用过轻巧的铲锄，没用过笨重的锄头，但所挖的一长条形土壤长度也和大家差不多。武小儿在一旁坐着玩，看不过意了，就来夺去我手中的锄头，叫我去一旁休息，他便有气无力地挖两下，又拄着锄头站着玩。

陈队长也曾厉声地批评我们这帮人的怠工，但收效不大，我们虽略有长进，但比起正常年代的农民们来，差距甚遥。

几天后，又叫我们去从数百公尺外的河边挑运一堆卵石到队部。那卵石很沉，我只挑了两个小半撮箕的卵石。陈队长见了，不满地哼了一声说：“只挑了这么点儿！”但见到后面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挑的卵石份量不比我多多少，也就没再指责过我。在以后的劳动中，有几次还表扬了我。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我们参加播种、锄地、施肥……还是挺忙碌的，好在我在管理白羊公社单位菜园时已有过初步的锻练，养成了比较能吃苦耐劳的习惯，在这里我又是手有残疾的弱者，能够如此卖力，队部对我的劳动表现是持肯定的态度。

我们真正用心尽力地劳动，还是各自去种一小块“自留地”。初夏，队上的一名干部指定几块屋前屋后的零星小土块说：你们各自去种一块抛荒小地，收获的东西公家一半，自己得一半。我们对种“自留地”干劲可足了，土挖得深深的，把所有的乱石都从土里弄走，底肥上得足足的，往往一挑猪、牛粪只上几窝底肥。我种的是几十窝包包白菜，一个个长得像蓝球样大，送给厨房大半，留下的大白菜用面盆煮来吃也吃不完，虽然只放了点盐巴，但觉其味鲜美无比。

最让我激动的是，和我情同手足的程虹表弟从河南新乡市到成都看望姑母（他的四姨母），得知我的信息后，特地来平泉农场看望我。

那一天，陈队长派人到野外来喊我回去，一跨进办公室就见到那张久别了的深情的脸，一想到自己已落到如今的处境，见到他仿佛隔世，心中悲喜之情汹涌，差点痛哭起来；但还是抑制住了。

陈队长见我呆立着不知所措，就叫我领表弟去自己大寝室或坝子叙谈。

程虹表弟只比我小几个月，我们在一块长大，解放前曾一块儿接受进步思潮影响，一块儿阅读革命书籍，拥抱社会主义理想；一块儿以农民疾苦、人间渴待更新……为主题思想进行文学创作的尝试；甚至于还一块儿发动组织农民反抗国民党腐败政权、迎接解放的冒险活动，虽其话动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可我们怀着的一片丹心是可鉴日月的……我们的情谊不同于一般。如今他亲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欣然之情难以形容；可是，我的境遇却使我愧疚万分，在欣喜之中渗进了浓浓的苦涩。

他给我带来了几件衣服，这是我特别需要的，给了我几斤粮票，还给我带来一大块连着鸡腿的卤鸡脯。中午，我用他给我的粮票从食堂买了一份饭、小菜，把那鸡脯拿来下饭。鸡脯他只吃了少许，说他在四姨家这类东西吃得到，强要我把绝大部分吃了。

我们有说不尽的心中话、诉不完的别后情。他还要当晚回四姨家，下午4时左右，对我千叮咛、万嘱咐，道别步行到简阳火车站，乘当夜的车返回成都。我在改造场所漫长的岁月中，程虹表弟是唯一来看望过我的人。

秋天来了，甘蔗成熟，好一大片茂盛的甘蔗抹，丈多高，像是道道绿色的厚墙铺陈在平野，望不到尽头。有一天武小儿突然不见了，中午也找不着他吃饭。傍晚他才懒洋懒洋地回来。队长厉声地问了他好久，他才说上午偷着跑进甘蔗林深处，饱吃了好多根甘蔗，肚子胀得走不动，便在甘蔗林里睡了一场大觉，听见下午收工钟声，才从蔗林里出来……甘蔗吃多了，让他拉了两三天肚子。

有天，一部敞篷汽车开到二中队，运送来十多名右派。他们是从峨边县1957年新辟茶园转移而来。那儿环境险恶，管理不善，据说饿死了好多人，活着的这批人来到时，病、饿得偏偏倒倒的样子，叫人胆寒。来平泉二中队后，让他们吃饱肚子，有病的进行治疗，他们的多数才逐渐恢复过来。

就在这年深秋的一个上午，陈队长把我们这批右派喊到一起，说右派要集中。接着，就把我们送去地处背后丘陵地带的该农场五中队。命运之神又向我敞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门内则是一块明暗、祸福难以预测，茫茫无际的境地。

作者简介

詹腓力教授是哈佛及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曾在前美国最高法院华伦大法官办公室任事，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法律已逾二十载。他研究进化论，因为他发现维护达尔文主义的书都非常武断并缺乏说服力。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给广大读者提供足够的资料作明智的选择。

扉页题记

献给聆听和阅读
　　并且尽力帮助我走在正直而又狭窄的路上的人
　　尤其是凯蒂

　　献给询问难题的勇士
　　虽然有时连得到正直答案的机会也不存在
　　献给科学界容许发问的专家

 

中文简体版序

主动拿起这本书来看的人，很可能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大概想找一本具有挑战性、有新讯息的好书。你手中这书非但观点新，内容也特别丰富。除了有关达尔文的理论，他生平的轶事之外，书中还有涉及法律、戏剧、历史、逻辑、哲学、心理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教育学等方面的讨论。对于一位想开扩视野，喜欢自己找最新的资料和证据，然后作结论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
这本书的论点你未必能全盘接受。但像你这样的读者所需要的，并不是一本你完全认同的书，因为你完全认同的书不会带助你开拓视野。而你手中的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七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近年罕见的反应。无论是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及神学家，都热烈地参加讨论一个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再思达尔文及其学说。因此，在学海中涌起了一连串的巨浪。
    作者的背景及写书的手法值得一提。他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小镇长大，自幼热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适当的时候他自称：詹腓力。这是中国朋友“赐”他的名字。十六岁中学尚未毕业，他在小镇实在呆不下去了，于是写信给哈佛大学，请求将他从思想的死谷中拯救出来。哈佛竟然破格收了他。他自称并没有好好学习，四年后却以全班第一的身份毕业。他父母极力主张他继续学医，他却逃到非洲去当英语外教。结果，还是当母亲病危时才回到芝加哥大学钻研法律学。毕业时又是名列前茅。他曾任美国大法官华伦（Warrant）的助手，现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法学院教授。他的专长是分析人在辩论时所用的词句及逻辑，所以，被誉为最有资格评论达尔文主义的学者。
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理论，是现代思想的支柱之一，发展至今，已被学术界称为“新达尔文主义”，一般简称进化论。詹腓力认为深入讨论，必须将微观的Micro－evolution（微进化）与广义的Macro－evolution（广进化）两词分开，并小心定义和使用。生物种因遗传改变，加上自然选择，可以演化出新种，这是“微进化”；但一切复杂动、植物都由同一单细胞的祖先，经过漫长的岁月，渐渐进化而来，是“广进化”。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詹腓力支持微进化，但对广进化的速度及机制提出质疑。自从我国科学家侯先光在云南省澄江县发现，远在五亿三千万年之前的石层中有复杂动物之后，获中科院特级奖的陈均远教授等证实：当时有一个“动物大爆炸”的现象。因为，动物界中所有不同体形构造，属于“门”一级的动物同时、一次性地、以爆炸性的姿态出现，完全没有渐进的痕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新的“门”出现。传统的进化论受到挑战（见1995年7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动物大爆炸”的消息，近年在中央电视台及各大省市电台，都陆续不断报道。在这些已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中，最复杂的首推属于脊索动物门的“云南虫”。它的图片将在1999年中国邮票上出现。此外，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生存竞争只是特例，而生物界各成员彼此合作，相依共存才是通例。
詹教授评论各方学者争议的手法也很罕见。他是根据美国法律，站在法官中立、公正的地位，客观地综合比较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及理由。最后，还要公开用书面解释判决的因由。作者在书后面还附有详细的研究摘记，说明所引用的文献。所以，本书是支持和反对进化论两方面人士重要的参考工具。我以在生物学界工作数十年的经验确信：这是现今讨论进化论最佳的作品，特向大专以上的知识分子，乃至研究进化论的工作者，郑重推荐。
这本书简体版的出版是各方面很多人的努力结果。于繁体版在美国面世时，我已考虑在国内印行。经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志刚副教授推荐，我认定中央编译出版社为国内最合适的出版者。故恭请副总编王吉胜先生主持一切修订印刷事宜。另外，因我国尊重国际知识产权及出版的公法，我们必须取得原英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社的许可。我自愿就近做联系工作。却想不到经过向原作者、出版社、编辑室、最后代表律师等，一层又一层的接洽申请，再加上负责人也有更换，常常事倍功半，费时良多。我在中美不同的经济条件及社会文化之间的操作上，学了不少功课。希望以后能更迅速地为读者服务。庆幸这本好书终于能在你手中出现，就让我将它献给您——爱思考的读者。在翻译上有任何错漏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旧金山大学前生物系主任
　　　　　　　　　　　　　　　　　　　　　　　　　　　　　　　　　　　　钱锟  教授
　　　　　　　　　　　　　　　　　　　　　　　　　　　　　　　　　　　　1998年仲夏

——附：《关于简体字》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马英九七月五日下午探访台湾作家陈冠学时表示，台湾不会因大陆观光客来台而使用简体字，但会用繁、简对照，让大陆人民领略繁体字（正体字）之美，他希望未来中国人都使用繁体字。

陈冠学向马英九建议，大陆观光客来台，台湾绝对不能使用简体字，北京大学的教授都说了繁体字最美，台湾应该要呼应。

对于陈冠学的建议，马英九说，现在使用简体字的有十三亿人，使用繁体字的有五千万人，但台湾不会使用简体字，会用繁、简对照，让大陆人民慢慢对照熟悉繁体字，未来希望中国人都能使用繁体字。

附：牟宗三先生对于简体字之观点

關於簡體字  

 牟宗三

牟宗三（1909年-1995年），字离中，山东栖霞县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牟宗三于1927年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193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主。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讲授逻辑、中国哲学等课程。1958年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去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中国哲学、康德哲学等。1974年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1976年又应台湾教育部客座教授之聘，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等处。1987年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

牟宗三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其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理性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3部译作。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我的意見如下：

凡主張一件事必有理由。我看主張簡體字的理由，大都不能成立。

（一）語言文字是全民族所使用的自然演變成的工具。字有一定的寫法，字與字間的結構有一定的語法。教員教兒童或青年識字造句，依照通行的標準，糾正他們的錯誤，是應當的。這是教員的責任，也是他的道德。字寫錯了，應當吃紅槓子。別字、錯字當該糾正。通行的簡筆字，雖不算錯，但在教與學的立場上，以正字為準，教他們認識正字，書寫正字，這是教員的認真、高度的負責。依此，給他們拉紅槓子，不能形成嚴重問題，不能以此作為提倡簡筆字的理由，若因吃紅槓子，便認為須提倡簡體字，則勢必無人敢糾正錯誤，無人敢認真作事。此將完全失掉教與學的意義。此完全是苟偷方便取巧的心理。

（二）若因筆畫多而造成錯簡，造成青年的過重擔負，因而成一嚴重問題，故須提倡簡體字，則試問統一而合法化了簡體字以後，則能保兒童、青年無錯簡乎？此決無人敢保。如是，又必有人認為嚴重，來一運動，再定一套文字。如此方便下趨，不但完全失掉教與學的意義，且滋擾混亂，不可收拾。以此為提倡簡體字之理由，全無是處。

（三）在全民族四萬萬人所使用的文字工具中，有幾個筆畫多的字，便認為是兒童青年繁重的擔負，一定要來個運動，推行簡體字，製定簡體字教科書，我以為未免太張皇了一點，太不識大體。教兒童青年認識正子，書寫正字，不算是浪費了他們的時間，繁重他們的擔負。許多無謂的浪費不設法免掉，而偏在幾個文字上打主意，這豈是為人父母，為人師長，為全民族全社會著想者，所應存心？小學兒童，也只是教他識字，洒灑應對，幾個筆畫多的字，就阻礙了他們的發展嗎？中學青年所學的多一點，然試問幾個筆畫多的字，就妨礙了他們學英文，學數學，學理化嗎？他們自己寫筆記，寫稿子，寫信札，仍可用簡筆字。這裡並沒有人禁止他。（至於先生閱日記改作文不準寫簡筆字。這是先生的認真。而且也不是絕對的。）然則何必定要推動簡筆字，製定簡體字教科書呢？難道看正體字的書，也耗費了他們的時間嗎？簡便主意決不可在這裡使用。

（四）全民族所使用的文具工具，無所謂新舊，也無所謂古雅不古雅。如提倡簡筆字，便以為是趨新，是進步；反對的，便以為是守舊，是落伍；這完全是虛張聲勢，不著實際之見。維持通行的正體字以為標準，不是好古慕雅。這不是琴棋書畫，駢體文。觀念、學說、主義以及發明真理，可以言新，但新不要新到文字上來。隨觀念及真理內容，可以造新字（如化學上的），造新名詞，但這不是簡體字的問題。文字筆畫之多少是字本身的事，是依造字規律自然演成的，也不都是繁，也不都是簡。這不是憑空隨意可以製造的。若必以自訂的簡體字為新，為進步，則必有以廢除漢字，另造一套，為更新者。

（五）正體字對於科學並無妨礙，簡體字對於科學亦無助益。有些學科學的人，以為筆畫多的字浪費了他們的時間，因此主張簡體字。試問數學書，物理化學書裡，有幾個普通文字（即自然文字）？數學有數學的符號，自然科學裡亦多用符號。幾個正體字豈便妨礙了學科學？

（六）簡體字是“大眾的要求”。這並無根據。在這裡亦不可以動不動說大眾。國民教育是強迫教育，這裡面的兒童當然是一部分大眾。中學青年也是一部分大眾。還有失學的，以及受國民教育、中學教育、甚至大學教育，即停止而轉業，也是一部分大眾。試問這些大眾都贊成簡體字嗎？有誰測驗過？（誠如胡秋原先生所說，要測驗回大陸。）說是“大眾的要求”，我看完全是代聖立言。但這不可不慎。就兒童而問之，他們能有一定的意見嗎？就中學青年而問之，他們敢說有一定意見，決然負責嗎？就社會上一般大眾而問之，他們敢說定要簡體字嗎？不要說沒有問過，測驗過，且說這種事也不是問兒童青年及社會上一般大眾，所能決定的。民主也不是可以到處應用的。若有人無故生事，要開民主會議，來問：要不要我們的語言文字？要不要我們的國家？要不要我們的父母？這行嗎？這是可以拿大眾來說來試的嗎？我看只有×××敢如此。

依以上所述，結論如下：

（一）簡筆字，誠如胡秋原先生所說，是手稿字，當然可以通行，而且已經通行。這無人反對。

（二）印刷書籍、報章、雜誌，總之，凡印刷文件仍須俱以正體字為標準。（若有人好奇，自辦雜誌，其中刊上簡體字，如林語堂以前之辦《論語》，當然有他的自由。）

（三）教育部若認現時流行的簡筆字，有錯亂，不整齊畫一，認為即簡筆字亦不可亂寫，集合專家而統一之，整齊之，標準化之，這是可以的。但不可以此代正體字，尤其不可行之於教科書。教育部管了這麼多，也負不了這大的責任。

（四）教育部一定要超過它的本分而推動這種革命性的事，立法院可以過問。

原載中國文字學會（編）：中國文字論集（上冊）一九五五年十月

am注：一直就知道华盛顿是一个世界级的伟大总统，但当读了这篇演说，我还是感到意外。华盛顿的高瞻远瞩，无私磊落，以及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即使在两百年后的今天，在制度最优越、执政党最先进的国家，都无法找到可以比肩的领袖！（普京上台太容易，而叶利钦又据说子女的生意做得太好……）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了，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运用你们的思想来考虑将此重任付托给谁的时候了。因此，我觉得我应当向大家表明，尤其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使得公众意见表达得更明确，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把我列为候选人……

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现在也为你们所珍视。各位理应如此，因为它是支撑你们真正独立的主要支柱，也是保证你们国内安定、国外和平、安全、繁荣以及你们所珍惜的自由的基石。然而，不难预见，会有某些力量试图削弱你们心里对这个真理的信念，这些力量起因不一，来源各异，但均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产生作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统一是你们政治堡垒中的一个攻击重点，内外敌人的炮火，会不断加紧(虽然常是隐蔽地和阴险地)攻击。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你们应当正确估量民族团结对于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对于它你们应当怀有诚挚的、一贯的和坚定不移的忠诚；你们在思想上和言谈中应习惯于把它当作政治安定和繁荣的保护神，你们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份的神圣纽带，只要他们一提出来，你们就应当予以怒斥。

你们有对此给予同情和关怀的一切理由。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美国人这个称号是属于你们这些有国民身份的人，这个称号一定会提高你们爱国的光荣感，远胜过任何地方性的称号。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之外，还有相同的宗教、礼议、习俗和政治原则。你们曾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并共同获得胜利。你们所拥有的独立和自由，乃是你们群策群力，同甘苦、共患难的成果……

在研究那些可能扰乱我们联邦的种种原因时，使人想到一件令人严重关切的事，即以种种理由使党派具有地理差别的特征──北方的和南方的，东部的和西部的──企图这样做的人可能力图要借此造成一种信念，使人以为地方之间真的存在着利益和观点的差异。一个党派想在某些地区获得影响而采取的功利手段之一，就是歪曲其它地区的观点和目标。这种歪曲引起的妒忌和不满，是防不胜防的，使那些本应亲如兄弟的人变得互不相容……．

为了使你们的联邦有效力，能持久，一个代表全体的政府是不可少的。各地区结成的联盟，不论怎样严密，都不能充分代表这样的政府。这些联盟必定会经历古往今来所有联盟都曾经历过的背约和中断盟约的遭遇。由于明白了这个重要的真理，所以你们在最初尝试的基础上进行改善，通过了一部胜过从前的政府宪法，以期密切联合并更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事务。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深思熟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结合在一起，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规定。这样一个政府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得到你们的信任和支持。尊重它的权威，服从它的法律，遵守它的规则，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基本准则所责成的义务。我们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其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对之负有神圣的履行义务。人民有权力和权利来建立政府，可这一观念是以每人有义务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要保存你们的政府，要永久维持你们现在的幸福，你们不仅应当不断地反对那些不时发生的反对公认的政府的行为，而且对那种要更新政府原则的风气，即使其借口看似有理，也应谨慎地予以抵制。他们进攻的方法之一，可能是采取改变宪法的形式，以损害这种体制的活力，从而把不能直接推翻的东西，暗中加以破坏。在你们可能被邀参与的所有变革中，应当记住，要确定政府的真正性质就像确定其它人类机构的性质一样，至少需要时间和习惯；应当记住，要检验一国现存政体的真正趋势，经验是最可靠的标准；应当记住，仅凭假设和意见便轻易变更，将会因假设和意见之无穷变化而招致无穷的变更；还要特别记住，在我们这样辽阔的国度里，要想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利益，一个充满活力并能充分保障自由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

我已经告诉你们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着派系之争的危险，并特别提到以地区差别来分党立派的危险。现在让我以更全面的角度，以最郑重的态度告诫你们全面警惕派性的恶劣影响。不幸的是，这种派性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并扎根于人类思想里最强烈的欲望之中。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政府机构里，尽管多少受到抑制、控制或约束；但那些常见的派性形式，往往是最令人厌恶的，而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 

它总是干扰公众会议并削弱公众的行政管理能力。它在社区里煽起毫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一派与另一派对立；有时还鼓起骚乱和暴动。它还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使之可轻易地通过派性的渠道深入到政府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得受制于另一国家的政策和意志……

在导致政治昌盛的各种意向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那种想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枉费心机。纯粹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它们与个人的和公众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即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须简单地问一句，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藉以调查事件的誓言中，那么哪里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我们还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维持。尽管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心灵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说道德是一个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话实质上一点不错。这条准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对于足以动摇它组织基础的企图，谁能熟视无睹呢?因此，大家应当把促进发展普及知识的机构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政府组织给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同胞们，我恳求你们相信我)，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不过这种提防，要想做到有效，就必须不偏不倚，否则它会成为我们所要摆脱的势力的工具，而不是抵御那种势力的工事。过度偏好某一国和过度偏恶另一国，都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而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面所施的诡计。当我们所偏好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而把人民的利益拱手出让时，那些会抵制该国诡计的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和憎恶的对象。

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与它们发生政治联系。我们已订的条约，必须忠实履行，但以此为限，不再增加。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这些利益对于我们毫无或极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因此，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它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一致，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所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就可以来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可得到它国的严正尊重；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舋；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

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虽然在检讨本人任期内所做的各事时，我未发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我很明白我的缺点，并不以为我没有犯过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所可能产生的恶果。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愿我的国家永远宽恕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效劳国家已经四十五载，我希望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对于这件事也和其它事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由于受到强烈的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我怀着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能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

来源：网上文摘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5906

附：

乔治. 华盛顿 (1732一1799) 在领导革命军取得胜利并主持了成功的制宪会议之后，毫无异议地被选为新国家的第一任总统。他勉强接受第二任四年的任期，

但他拒绝连任第三任。在一个还是由国王、世袭酋长和小暴君们统治的世界里，华盛领作出放弃权力，让给民选继承人的决定表明美国的民主实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1796年9月17日向他的内阁所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华盛顿提出以下忠告：一、反对地方主义的危险；二、反对政治派系之争；三、保持宗教和道德作为“人类幸福之重要支柱”，并促进建立“普及知识的机构”；四、与其它国家保持中立关系。他对于卷入国外争端的警告后来被称为是“华盛顿的伟大法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这条“伟大法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旨。

2008年7月1日 星期二 雨

      虽然从不反对别人祝寿，但自己的生日，从没吆喝操办过，总是躲避犹恐不及。但文人的臭德性却免不了，每年这日，如果被亲友提起，自己便想起来，不免就期期艾艾地写几句诗文，冒冒酸水，发发怨言，那情绪有的从佛道来，有的从《红楼梦》来，故事呢，倒都是自己从世界中体验来的。如此这般，岁岁年年，八九不离十。

     记得最快乐的生日记录也不过如此：“春风催人老，白毛如乱草。老妻不嫌旧，三天一大吵！”

     数日以前，正是余震不断的时候，亏妻子还想得起，说我满53岁了。当时我正焊在“众志成城”的电视节目上，听妻一说，第一反应就是隐隐羞惭：那么多如花的孩子都不在了，我却一无是处地漫长地活着；至少对于所有那些不在了的孩子，我是毫无意义！……妻子见我老泪横流，还以为勾起了常往年一惯的心思，又羡慕宝二爷不顾亲眷，告别红尘，一心得道成佛了！但这回，我实在并非感伤自己。

     回头，旧病复发，手机上唉哼起来，谁知一首打油才一半，就才尽了，折腾了半日，仍是无以为继，也是穷则思变，有了个主意：让老友们给我续下去，就算给我送份寿礼吧！我那半截拙诗是：

人生五十三，一柱一片天。笔大或如椽，难得写新篇。

只缘得灼见，世事如硝烟。硝烟浓且淡，底是一恍然。

不见东流水，今成死水潭？如斯舍昼夜，孔丘成笑谈。

复看大地震，血海煮西川！花花繁华地，兴废一瞬间！

…………

短信发出若干，也回收了若干，阿门！一半没有续诗，但祝辞还是有的，如：

祖斌弟：为生计忙碌，为灾区兄妹担忧，却也没忘记在表哥生之日献上真诚祝福：碌碌一瞬间，快步五又三。老哥甚强健，还有五十年！ 

 

雷弟：亲爱的兄长：生日快乐！你是主的爱子，此时此刻他一定与你同在，永远爱你，哈里路亚！

 

慧弟：往来皆因果，如是即了然。一笑！生日快乐哦！

 

代龙弟：Happy birthday!wish you all the happiness!AM

 

李师弟：在遥远的异乡送上我最真的祝福：生日快乐，岁岁平安！

 

晓华弟：祝你生日快乐！寿达五十三，生命更灿烂，往事虽如烟，有暗有亮点。如今好时光，去烦做神仙。

 

濂清兄：生日亦快乐，不生更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运怀弟：春去春又回，万物皆同然。祝兄生日快乐！

  

传荣兄：绝妙！为兄平生之洋洋洒洒，逍遥快乐而感慨，钦羡，祝兄生日快乐！

 

深圳徐姊妹：恭喜生日快乐！你是有福的人，多少灵魂未能得救，你我存活至今，感谢主的恩赐，以马内利！

 

昌辉弟：俗务太多，灵性不足。如勉强续作，亦是对你大作之亵渎。还是祝兄生日快乐吧。祈师兄万事安好！——年纪并不小的小师弟恭祝。

 

邓泉弟：祝兄生日快乐！五十三，有金砖，胸中墨，孔子徒，重情义，好弟兄！

 

旭弟：生日快乐！你是主最喜爱的儿子，愿主加倍宠爱你！哈里路亚！ 

丹里兄：生日快乐！愿主耶稣的恩惠平安与你同在，阿门！

老伴：诗篇16：11，“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愿老公开心喜乐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老公我爱你，荣耀归主名！

下面是所收到的续诗诗篇（按时间顺序排列。按惯例，这些朋友弟兄，各抒己见，免不得搜肠刮肚还说些称赞的话，不说我以为就不象好朋友、好弟兄了，生日又如何快乐？只是那些送快乐的话，大家不要当真就是了）：

 

金水兄续诗：

知兄生日，无以为贺。昨天单位和家里孩子都有事，忙到半夜，今早还没解决完，因此迟复。罪过罪过，望兄见谅。大作续完，深有续貂之感，另作一首略表寸意。

                      金水拜

再问彭祖辈，何曾到千年。华表依旧在，化鹤无仙缘。

不如二三子，及时共言欢。把酒桃园里，情谊如金兰。

今日逢初度，寿酒随心添。浮生多乐事，最乐是达观。

 

另书一扇诗云:

五十三回看落花，情怀依旧在烟霞。

案头未改如椽笔，碗里长浮胜酒茶。

万里风霜苍柏健，一生劲节翠筠嘉。

欲斟江水为君寿，回首长江入望赊。 

 

 

春萍姊妹续诗；（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4a477101009cmt.html）

天堂成追忆，万民如涂炭。

魂魄难离舍，徘徊天地间。

先贤闭目去，诗歌徒婉转。

哀吾国之艰，辗转不能眠。

拄笔西南望，泪如雨飞溅。

我生柔且弱，无力乾坤转。

唯余书生骨，燃血度岁寒。

 

瑞成兄续诗：

同胞遭惨祸，谁不心恻然。

皆道人胜天，法则难违犯。

此中有因果，上苍不垂怜？

但求逝者安，生者仍向前。

直面人间事，生死都坦然。

存善少欲念，自然天地宽。

（买菜回家，聊作续貂，只是真言，亦作一笑耳。）

 

再步弟前韵拟就，亦博一灿：

人生五十三，又是一片天。

手握如椽笔，犹能写新篇。

悟得真灼见，视事若云烟。

云烟聚且散，本是循自然。

又似东流水，去之不复还。

圣人虽能解，实际空慨叹。

复看西北川，天崩地裂陷。

天府锦绣地，毁弃在一旦！

多少悲怆者，无泪也心酸。

富贵虽非命，成事却在天。

宇宙大法则，顺服休违犯。

时诵阿门经，终究天地宽。

 

 何平弟续诗：

人生苦且短，珍惜每一天。

遥看西川人，生死一瞬间。

管他钱多少，无论贵与贱，

一生常快乐，寿比终南山。

 

李卉姊妹续诗：

人生五三正少年，平安喜乐驻心间。

常求基督施怜悯，守望互助建家园。

 

金河兄续诗：

 恭喜诞生日，人生一世难。

祝你今儿个，多多吃午餐！

人过五十岁，几个能知天？

老天难测度，名利是枉然。

世事洞若炬，老弟堪佩叹。

他日登门槛，陪你喝一碗！

 

善平兄续诗：

五十知天命，耶稣伴君行。

华章不再作，声名已远闻。

祝友添福寿，从此无忧心！

 

厚政兄续诗：

潇洒五十三，英年有精神。

淡泊功名利，皈依仍是人。

红尘多苦难，哀恸催迷魂。

博爱兼平等，盼望在天庭！

 

和莲兄续诗：

人生一瞬间，不觉已衰年。

世上风云换，往事去如烟。

你我相知久，无话不吐谈。

同怀青云志，各撑一片天。

愚兄六十六，弟今五十三。

莫叹人生短，过好每一天！

 

 别和兄续诗：

 老别上班路，忽见大作传。

兴起附风雅，如下为笑谈：

主席雄万州，与吾恰同年。

文章通天地，性情舞蹁跹。

为人多豪气，处事又恭谦。

脱透红尘外，志在做陶潜。

清风追先贤，傲骨震文坛。

侪辈多感染，神交君子兰！

打油祝生日：余生霞满天。

 

 宇光兄续诗：

春花秋月淡，世事晃如烟。

强震撼天地，心灵更震撼！

a m 生日到，短信祝平安。

 

木匠弟续诗：

爱在废墟里，万众泪涟涟。

国人皆受洗，旷野敬畏天。

谦卑自蒙福，破碎得回转。

父亲向儿女，儿来父面前。

从此弃恶习，生命大改变！

（感谢主，好弟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顺口几句，不知合意否？）